电动车与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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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电动车创造不了汽车那么多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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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1日陶舜


：深圳执法当局不顾反对依然坚持“禁摩限电”，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懒政如水之就下，勤政善政犹如攀登，二是懒政开启腐败空间，勤政善政则清汤寡水。

近日深圳“禁摩限电”专项行动招致广泛批评。当地查扣了1万多辆电动自行车，最初10天就拘留了874人。在这场执法风暴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可以不必拘留、扣车罚款了事的，但在“拘一人奖500元”的执法奖励之下，执法行动有扩大化趋势。尽管媒体持续关注了一周多，深圳当局依然我行我素。
“禁摩限电”不是一个新词，近十年来，陆陆续续有不少二三线城市在推行这项政策，基本上也都怨声载道。但由于很多地方媒体并不发达，抗议往往止于基层，没有机会升级为全国性的议题。通常，地方媒体还不得不充当部门的传声筒，无法公正客观全面地反映这项民生问题。在电商井喷式发展的今天，电动车是连接新经济与民生的“最后一公里”。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网购零售交易额达3.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33%，跃居全球第一位，快递的繁荣也在倒逼城市给电动车的身份正名。是禁行还是疏导，考验城市管理的智慧和良心。
据中新网报道，2010年福州“限摩限电”，有市民向福州市网站递交诉求信问“可否骑马上班”，其中写道：“正好老家有一匹马闲置在家，不知道部门有没有禁马？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把马牵来平时上下班用，如果交警部门认为马跑得太快了，那我想把马换成骆驼行不行？”这当然是一个笑中带泪的行为艺术。最后诉求信被隐藏不能查阅。
此次深圳“禁摩限电”，如果不是因为有霹雳式执法的偏颇，可能也仅是“茶杯里的风波”，引不起轩然大波。有个小伙被执法后怒砸爱车，痛斥“土匪”，砸完他对执法者说“你们扣吧”。这是令人心酸的自残式抗议，使我想起在上海钓鱼执法中被栽赃陷害的孙中界。

同样是交通执法，当时18岁青年孙中界蒙冤。感到极度委属的孙中界想死的心都有，用刀砍向了自己的手腕，所幸同事制止，砍断一根小手指。后来上海的有关部门因为钓鱼执法被追责。在雾霾时代，消费者掏钱从合法经营的商店购买了较为环保的电动车，有关部门有没有权力没收这样的私有财产，是“没收”还是“征收”，不应该没有商榷的空间。进一步说，如果消费者买了电动车在车管所办不出证件，有关部门又以无证为由查车和拘留车主，还出台文件对这种拘留进行鼓励，这就可能构成了一种制度性的伤害。
4月4日，深圳交警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发布了《深圳交警“禁摩限电”答疑》，解释“禁摩限电”的三点原因：深圳道路交通没有设计摩的、电动车的道路；国家无标准，行驶无牌照，上路无依据；摩的、电动车事故多发，隐患重重。这相当于有关部门变相承认，电动车的尴尬境遇绝非消费者的责任，而是城市管理失范的苦果。
不妨条分缕析，“禁摩限电”的“三点原因”其实反映了城市管理者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道路规划建设之初就遵循了一套歧视原则，使得自行车、电动车和行人在路权分配中处于明显劣势。第二，长期以来有关部门漠视并且坐视路权歧视的恶化，没有根据时势的变化，对规划建设的偏颇进行纠正，也没有在制度层面考量电动车的行驶权，使之一直处于灰色地带。第三，鉴于前两个制度规范的缺失，执法者面对所谓的交通乱象，错误归因，从重从快，把交通责任归咎于电动车主，在“麻烦最小化”和“执法者收益最大化”原则的共同指导下，把事实上行驶多年的电动车一夜之间打入另册，好像这样就可以掩饰其制度与现实层面的谬误。仔细思量，不难看出有关部门欲盖弥彰的思维逻辑。
必须追问，管理者真的把握不住问题的根源、提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吗？恐怕未必，不应小看一些地方的智商。把整个行业和监管责任转嫁给消费者，以禁代管，往轻了说是懒政，严肃讲还是权力太任性。
然而也要看到，深圳之所以成为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实验田，就是因为有一鼓敢想敢干的任性，其中也颇不乏权力的任性——敢为天下先，勇闯禁区。应该说，当年的很多改革措施，如果拿到当时的媒体版面上，确实也可能要被喷死——其情状不会亚于今日媒体批评“禁摩限电”。回头去看，那些在当时可能要被喷死的改革举措，从今天的眼光看却代表着一种进步的趋势。
讨论深圳“禁摩限电”，如果用一套历史温情的眼光去打量，或许能找到许多理由，比如深圳的道路应该干干净净，而且已经积极地在改建自行车绿道，城市越来越拥挤，交通方式当然应该更新换代，取消了电动车，发展地铁、公交、自行车、约租车等方式，仍算完备。然而哪怕如此，执法行为也还是需要规范和分级分步开展，一刀切一步到位式的执法，让人难以接受。
与深圳可堪对比的是，中国台湾地区并不“禁摩限电”，交通秩序也没有乱。这是因为有较好的管理制度，而且哪个市长敢禁摩，他的政治生命就该结束了。早在2011年6月，深圳也有过一次禁摩风暴，当时中国媒体人白岩松在央视上说：“台湾给摩托车专门划出通道，你想台北才260万人，但是有100万辆摩托车，而且摩托车过红绿灯的时候，他的道口都是提前的，可以保证他快速通过，而且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
即便如此，台北市长柯文哲近期也打算采取措施“减少北市机车族数量”，认为机车过多是交通大打结的原因，被媒体抨击“不知民间疾苦”。交通治理不力，台北和深圳不约而同地选择让低收入者割肉，暴露了执政者管理思维的势利和管理能力的低下。
在4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要抢占新一轮流通业革命的先机。物流与生产密不可分。没有百姓便利的生活条件，大城市就会萎缩，流通业发展就失去根基。必须要提高规划、管理能力，决不能光图省事，一禁了之。说难听点，这不就是懒政嘛！”深圳的执法当局听到这段话会感到羞愧吗？我看未必。李克强曾经说过，“为政不廉是腐败，为官不为也是变相腐败”。懒政与腐败是天生一对的小伙伴，这一点我们仍然可以从深圳“禁摩限电”一窥端倪。
而且，深圳在《关于调整交通综合整治奖励项目及标准的通知》中明确“悬赏”：加装铁甲的非法营运三轮车每查处一辆奖励600元，普通三轮摩托车、三轮电动车每辆奖励100元，对无证驾驶、妨碍执法当事人实施行政拘留的，拘留一人奖励500元。
过去“悬赏”一般给协助办案的老百姓的，没想到，现在部门针对老百姓的查车和拘人，也可以明目张胆地领赏。执法人员已经享有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为什么一次正常的出勤执法需要加增这么多执法赏金？此次行动中，深圳核发了多少赏金，应该信息公开。乱发奖金有没有涉及中共中央坚决反对的四风问题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当地及上级纪委也可予以审察。“悬赏”任性增加开支不说，还把执法做成了生意。无论悬赏是要激励作为、防止懒政还是要扩大打击处罚面，恐怕都于法无据。
几年前央视财经频道有一则“禁摩限电”的相关报道《电动车偷卖疑云》，让人遐想若隐若现的腐败链条。彼时，网上很多卖家公然叫卖“扣车场无票电动自行车低价处理”，卖家说“没有发票，（电动车在扣车场）人家放满40天才能拿出来”，在深圳更有不少实体店在销售来自扣车场的电动车零部件，店主说“最近没有那么多货，要再等20天左右，可以带进扣车场挑车，货源稳定，量大，价格从优”。这虽然是几年前的事实背景，但今天仍不免让人怀疑，查车大行动与这样的买卖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无论从制度问责还是利益计算来看，深圳执法当局都更倾向于“禁摩限电”。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懒政如水之就下，勤政善政犹如攀登；二是，懒政开启腐败空间，而勤政善政往往廉洁自律，清汤寡水。深圳“禁摩限电”究竟是不是懒政与腐败的双重变奏，还须更多利益相关者勇于举报，更待上级监察机关严肃审察，不妨拭目以待。
不过，舆论中也有一派支持“禁摩限电”。《中国青年报》4月7日刊登李方先生的文章《为什么说电动自行车是占了大家的便宜》，为深圳“禁摩限电”点赞，认为低价的快递实际上消耗了公共安全的成本，电商低价让公共道路陷入了“公地悲剧”。此论似高实谬，不顾电动车、自行车、行人在路权分配之初受到的严重歧视，以及电动车生产销售整条产业链的失控，单单指责电动车、自行车对路权的揩油，有失公平。
究竟是电动自行车占了大家的便宜，还是懒政与腐败齐飞的部门占了大家的便宜，答案是一目了然的。不过李方先生要求摩电车主考驾照、上保险和定期年检，都称得上好建议。然而这也不该是无条件的，应该询问的是，在制度建立健全以后，车主把全套手续办齐了，我们的交管部门能一碗水端平、保证管好交通秩序吗？如果城市管理缺乏科学决策的远见和人性考量的良心，老百姓恐怕永远是那个被占便宜的人。

注：作者是中国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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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摩限电：国家权力“内卷化”之弊
才让多吉：国家权力的扩张应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为目的，否则就会成为权力“内卷化”，这似乎满足了一部分民意，实际上则违反了社会运行规律。

2016年4月6日

从3月21日开始，深圳交警实施“禁摩限电”专项集中整治活动，在街头巷尾对摩的、电动车围追堵截。根据其发布的消息，截止3月31日，不过10天时间，就查扣了电动车17975辆、拘留874人（拘留无证670人、非法拉客扰乱公共场所秩序196人、暴力抗法8人）。目前“禁摩限电”行动已出现向其他大城市扩展的迹象。
4月4日，深圳交警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发布了《深圳交警“禁摩限电”答疑》，说明“禁摩限电”的三点主要原因：深圳道路交通没有设计摩的、电动车的道路；国家无标准，行驶无牌照，上路无依据；摩的、电动车事故多发，隐患重重。
为什么要“禁摩限电”，深圳警方答疑的核心理由是，摩的、电瓶车的管理无章可循。问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新生事物的出现都是无章可循，如果无章可循就禁止，显然就会阻碍社会的进步。事实上，所谓无章可循也仅仅是对中国大陆而言，摩的、电动车在泰国、印度、越南、台湾等地区和国家都有很好的管理样本。最近一篇《台湾为什么不禁摩》的文章就传得很火，值得深圳警方反思。
摩的、电瓶车满足了很多低收入人群的出行需求，而“禁摩限电”这种“择其小者而禁之”的做法，有欺负弱势群体、伤害社会公正之嫌。任何公民都有权力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使用交通工具自由出行，如果因为有摩的、电动车在路上横冲直闯影响交通秩序，深圳警方也应该通过提高交通管理水平来解决，而不是取消他们上路的资格。

不过，不要以为“禁摩限电”反映出地方不体察社会民情。其实，民情如何，比你我更清楚。其实，这是100多年来中国在追求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上，一直没有迈过的“官民之争”的坎。
从晚清以来，中国的基层社会管理一直找不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长期在管不好还要管、越管越乱的局面中徘徊。究其原因，一方面，地方管理者个人意志过多，考虑社会经济民生太少，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深度介入，让基层自治无从自立。
国家权力的扩张应该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为目的，否则其扩张就会成为国家权力的“内卷化”，这表面上看是满足了一部分民意，实际上则违反了社会运行规律。不论深圳警方采用何种手段让“禁摩限电”成功，让深圳大街上的摩的、电瓶车统统消失，都不会增加国家税收，也不能提高社会中低收入人群的“通勤效率”。相反，为了维持 “禁摩限电”的政绩，还必须付出大量的财政支出，雇用大量协警等非正式的执法人员，来维护新体系的运行。而且，“禁摩限电”还会带来协警灰色收入，以及罚没摩的、电瓶车的灰色销售渠道等问题，成为新的腐败源头。
据《新京报》报道，深圳龙华新区龙华办事处下发的《关于调整交通综合整治奖励项目及标准的通知》规定，凡在“禁摩限电”的专项整治中，查获收缴加装铁甲的非法营运三轮车每查处一辆奖励600元，普通三轮摩托车、三轮电动车每辆奖励100元，拘留一人奖励500元，刑拘一人奖励2000元。有人估算，只要拼命抓车抓人，一个月赚好几万工资问题不大。
“禁摩限电”是国家权力“内卷化”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的集中爆发，并必然会引发激烈和荒诞的社会对抗。在深圳“禁摩限电”的执法中，一个小伙子，拒绝执法人员没收电瓶车，竟拿起大石头主动将自己的车砸烂，并称“自己砸了也不交给土匪”。视频中的小伙子，话说得不好听，事做得不好看，但是，道理却一点也不差——摩的、电瓶车是合法的私人财产，警方有什么权力没收？

深圳警方“禁摩限电”的行政管理“内卷化”做法，几乎和晚清为增加国库收入如出一辙：当外部发展乏力的时候，就向内部百姓要政绩。深圳出台“禁摩限电”的“奖励标准”，事实上是把行政管理权力度让给“想捞取利益但又不用对社会管理负责的营利性经纪人控制”，并排挤掉社会精英在其中的参与和发言权，其结果只会造成基层社会管理权力的混乱，而对社会管理效率毫无益处。
在“内卷化”情况下，国家权力试图更深入地控制基层社会，但又没有能力和办法，遂通过“营利性经纪人”去实施，其结果是给基层社会管理带来更大的混乱。著名汉学家杜赞奇说：国家权力内卷化造成的后果是社会没有实际的发展增长，采用固定的 “奖励执法”来再生和勉强维持国家权力，必然导致正规化、合理化的机构与“内卷化”力量经常处于冲突之中，而其功能性障碍又将给国家权力的稳定带来更多的麻烦。所谓“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局面，将迫使整个国家基层权力机构花费更多时间去做“两头不讨好”的补救工作。
一个社会良好的风尚和交通秩序，需要的是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一方面，要科学决策、科学管理；另一方面，要通过社会自治的公共道德建设来解决问题。譬如在台湾，平均每百人就拥有64辆摩的，警方给摩的在红绿灯路口设立了专门的等候区。我也曾经在晚上探访过台北的社区，所有的摩的都摆放整齐，没有“协警”监督管理，这都是公民社会自治的结果，而不是国家权力延伸所致。
也许，正在抬头的这种行政权力“内卷化”，和当下的经济下行压力、反腐倡廉难以深度推进，以及体制内部的惰性，都有密切关系。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内卷化”机理一旦形成路径依赖，中国急需的社会制度创新就很难发生，这是有志之士批评深圳“禁摩限电”应有的高度和远见。

作者是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作者微信公众号是crdj2277。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