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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至1941年間，中國和德國之間的合作在20世纪中前期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中德合作使兩國结成联盟，密切的合作关系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现代化，這在中国抗日战争之前尤甚。此時期的中华民国一直在民国军阀割据與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艰难地生存着。1928年，國民完成北伐，雖在名义上统一了军阀动荡之中的中国，不過於同時期，日本对外扩张，主張對中國發動戰爭的鷹派勢力卻在該國政壇抬頭。有鉴于此，中华民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方面则需要原材料的稳定供应，這種关系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末期间，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虽然合作的蜜月期自1933年纳粹当政开始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發而结束，只持续了不到4年时间；而且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改革也到1936年才开始，但中德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着深远的影响[1]。同样，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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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的中德合作[编辑]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失去了在中國的租界和殖民地。但是這也為德國改善中德關係減少了一個障礙。1920年，德國代表卜爾熙率代表團來中國，經過談判，雙方於1921年5月20日簽訂了《中德協約》。這是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上少見的平等條約之一，因戰爭而中斷四年的中德關係得以恢復。[3]

《凡爾賽條約》嚴重限制了德國的工業產出。它的陸軍數量被鎖定於10萬人，軍用製品也大幅地減少。但是，條約沒有減低德國在軍事革新的地位，很多工業企業仍保留機械和科技去製造軍用硬件。因此，為突破條約的規限，這些工業巨頭和外國商界組成聯盟，例如與瑞典和荷蘭，藉由與國外廠商合資的機會將德國軍火工程師轉移到國外繼續設計新武器，並藉由中介國的身分合法地製造和銷售武器。

袁世凱稱帝失敗後，中國陷入內戰，不同民國軍閥之間互相競爭去奪取最高權力。因此，很多德國武器生產者開始著眼於和中國重新建立商業連繫去打入中國龐大的武器和軍用物資市場。[4]:751-753

在廣州市的國民同樣在尋求德國的支援，曾在德國留學的朱家驊為此表現得極為出色，從1926年至1944年間幾乎所有的中德合約都經過他手。除了德國的技術外，還有其他幾個原因令德國成為中國對外合作的首選。首先德國在一戰以後對國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響力，因此對中國沒有一種帝國主義式的興趣，例如1925年－1926年中國發生的排外行動主要是對準英國。另外不像蘇聯（蘇聯曾經幫助中國國民黨重組並扶植中國共產黨），德國對中國沒有政治上的興趣，雙方的因此不會有正面衝突。與此同時，蔣中正認為德國歷史有許多地方值得中國倣傚，即德國統一可以成為蔣中正本身統一中國的範本。因此中國認為德國將是其「國際化發展」的首選支援。[5]:298

1926年，朱家驊邀請馬克斯·鮑爾上校來華評估投資可能性，次年鮑爾抵達廣州並被任命為蔣中正的顧問。早在1928年11月，中德兩國就展開軍事合作，國府聘用德國顧問團。[2]1928年，鮑爾返回德國並為中國的「重建」努力促成了一些適當的工業接觸，同時開始為在南京的蔣中正招募一些長期顧問，顧問多達四十餘人，曾參與1929年的蔣桂戰爭。[6]不管怎麼說，鮑爾的努力並非完全成功，許多德國工業企業對於中國不穩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慮，另外鮑爾本身曾參與1920年的卡普政變而被放逐。除此以外，《凡爾賽條約》規定德國不能直接對軍工企業投資也是極大的限制。鮑爾後來再次回到中國，但七個月後罹患天花而去世，葬於上海市。[7]

鮑爾死後，佛采爾將軍繼任顧問團團長，曾參與國民在中原大戰時的戰略策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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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的中德合作[编辑]
1930年，中国是德国在远东最大贸易伙伴。当年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为3.475亿帝国马克，而同日本的贸易额为2.34亿帝国马克。[8]德国的油脂工业原料几乎完全依赖东北的大豆出口，德国工业对于中国出产的钨砂、锑、锰、锡、猪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

1933年，因大萧条的影响，中德贸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9]。虽然此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各个利益集团（民国军阀）的冲突而陷于困顿，但是德国的工业界、进出口商和国防军都想从中国工业的发展中获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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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九一八事變前，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顺利。九一八事变让满洲变成了日本的傀儡国，并直接导致中国的工业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为目的的军事和军备工业发展。它刺激中国经济走上一条以国防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巩固了蒋中正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7]

「九一八」事變後，中日關係日趨緊張。[2]德国魏瑪共和國吸取当年三国干涉还辽导致德日关系恶化的教训，以及《凡尔赛条约》中关于禁止德国参加解决国际问题的条款，对中日冲突采取中立的政策。其基本立场是，中日争端应该在华盛顿会议及《九国公约》的框架内解决。但是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的存在不可避免地遭到日本指责。

满洲国成立後，日本驻德大使小幡酉吉多次拜访德国外交部，寻求建立在满洲的合作关系。由于德国对满洲大豆的需求依然非常迫切，因此采取了与日本合作的态度，与满洲国签订了有关工业品和大豆贸易的德满协定，违反了国际联盟有关“国联成员国不得承认满洲政权”的规定，从而恶化了中德关系。[7]

1933年，纳粹党掌权，使中德政策走向变得清晰。在納粹黨得到權力前，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頗為矛盾。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曾敦促德國應在東亚政策上保持中立，不鼓勵國家官員和工業家一同直接參與和中國的事務上，負責德國出入口的部門也憂慮這會把它們作為賺取厚利的中間人角色中剔出。新的戰時經濟政策要求彻底动员全社会，并储存原材料，特別是軍用物資。1月，希特勒在德國上台後，走擴軍備戰路線，急需中國南方出產之钨和銻等戰略物資。[10]:419這是當時中國能大量提供的原材料。德国军工业对钨砂的需要尤其迫切，因此，由那時開始，获得中國的原材料就成為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一項主要的因素。[7]

1933年5月间，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到达上海，担任国民的资深顾问，为经济和军事发展提供建议。同年6月，他在给蒋中正的《给元帅的备忘录》（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绘了他对中国工业化和军事化规划的大纲。他反對中国传统的大型低素质武装力量，强调规模较小但是机动能力强、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此外，他还提出这支军队是“统治的基础”，以及军队的战斗力在于素质的优越，素质的优越来源于优秀的军官团。[11]:99为了实现他所提出的框架，冯·塞克特建议中国的武装力量必须统一训练，听从于蔣中正的号令，整个军事系统必须成为中央集权金字塔的基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冯·塞克特提议仿照威瑪共和陸軍的架构成立“教导總队”，这些被严格挑选且直属于中央管辖的精英部队成员的使命是接受专业的训练，再将这种训练和职业军人的素质带到其它团队。[11]:94


武器*不可能永远依赖于进口。在德国的帮助下，中国開始建立自己的現代国防工业。在这期间，中德两国的工业产业被有效的组织起来，在中央集权管理下，工业化的效率大大提高。1934年1月，德国通过“工业产品商贸公司”，也称“合步楼公司”（HAPRO，全名为 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kte），将资金、技术与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投资。[7]这实际上是以私有公司的外壳来避免其它国家的异议。

1934年8月23日，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合步楼公司在庐山的牯岭签订了《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又称《合步楼条约》，中国开始用钨砂、锰砂等战略性原料和农产品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尤其是军需品。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易货贸易条约为中德双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而言，它解决了因内战和巨大预算赤字导致的无法向国际贷款的困境，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给中国军队的革新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对德国而言，条约签署后，中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材料满足了德国的部分需求，使德国几乎不用在国际原材料市场為收購戰略物資耗費巨額外匯。

意大利顾问司特凡尼（Stefani）对担任国民的军事总顾问一职向往已久，他也曾参与国民的经济建设，并缔结了一份类似于合步楼条约的中意贸易协定。但是由于在意大利国内的影响范围有限，司特凡尼最终没能成为国民总顾问。

在完成了这个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条约後，冯·塞克特将军推荐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担任他的继任者，并於1935年3月返回德国。冯·塞克特将军於1936年12月27日去世。

經濟貿易改善兩國政治關係；1935年5月，中德兩國將各自在對方之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10]:420蔣稱讚這是兩國間特別友好關係之象徵；希特勒認為這反映德國精心熱切培養和加深兩國長久存在友好關係之願望，象徵兩國團結和友誼。[10]:420

德國與中國的工業現代化[编辑]
1936年，中國只有約10,000英里的鐵路運輸網，遠遠少於孫文認為在現代化的中國所應該擁有的100,000英里。再者，半數鐵路網都位於東部和北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期已落入日軍手上。中國鐵路現代化步伐緩慢的原因是列強之間在華在利益衝突，好像1920年英國、法國、美國、日本銀行家在華利益的新四強公會。公會的目標在於平衡外國在華投資，四國中任何一國在對華提供信用擔保以興建鐵路前必須得到所有成員國一致同意。此外，其他國家由於經濟大蕭條的緣故，對華投資變得猶豫不決。

儘管如此，一系列中德在1934年－1936年的協議大大加快了中國的鐵路建設，在浙江、貴州和南昌之間都建有路軌。鐵路得以加快發展在於德國急需有效率的運輸工具去讓中國出口原材料和鐵路線正正符合中國對建設長江中南部省份成為工業重鎮的要求。再者，這些鐵路有軍事用途。舉例來說，浙贛鐵路的建造能刺激下游長江三角洲的軍用運輸，即使南京和上海淪陷。另一個和它相似的是粵漢鐵路網，為東部沿海和華中地區提供交通連接。這些鐵路在中國抗日戰爭早期證明了它的功用。[7]

最重要的中德工業合作計劃是1936年的三年計劃，這個計劃由中國的資源委員會與德國的合步樓公司共同負責。計劃的主旨是在短期內建設一個工業基地以抗衡日本，長期目標則是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建設一個工業中心地帶，以供長期的工業發展。

三年計劃有幾個基本組成部分，例如對鎢和銻全部有關業務的專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設17座工廠，包括鋼鐵、燃料（煤礦和油礦）、機械、電氣、化工等重工業廠礦和發電廠。正如1934年簽訂的以貨易貨協定中勾畫的大綱所顯示的，中國通過提供稀有礦產換取德國的技術和裝備來實現這些計劃。過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間鎢的價格翻倍而抵消。[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