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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帆大叔 发表于 2016-9-5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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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一时期中，一方面是封建阶级在内部进行剧烈的争夺，对农民加紧压榨，在生活上穷奢极欲，还要侈谈仁义，夸张礼节；另一方面，是农民在不断的战争和经常的榨取及压迫之下感到异常痛苦，无法生存，强者铤而走险（所谓“民不畏死”），弱者坐以待毙——这便是老子生存时代之最显著的社会关系和矛盾——这种情形都深深地烙在老子的全部思想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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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帆大叔 发表于 2016-9-5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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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激烈反对的是当时的严刑酷罚和横征暴敛等。他说：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者矣。”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此外，凡是可以助长奢侈，引起争夺，造成祸患的声色货利，游乐田猎，奇伎淫巧等，都为老子所厌恶所抨击。他说：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关于当时统治者及一般上层阶级（商人在内）的种种作为及其恶影响，老子算是深刻地指摘出来了。即我们在今天读来还是很生动的。但要怎样才能取消或停止它们呢？换言之，要怎样才能从“有为”进到“无为”呢？于是老子便以哲学家的态度进而追求一切有为的根源，企图从根源上消灭一切有为的祸害。他以为一切作为，如战争、刑罚、苛征、恣意声色、屯积货财、竞争伎巧、驰骋田猎等等，都是起于有“欲”。而欲望之多，又是由于“不知足”。所以他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因此他极力主张“少私寡欲”，他主张“知止知足”。他说：“甚爱（指多数）必大费，多藏（指不知足）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又说：“知足者富”，“知足之足斯足矣”。这是一种消极的禁欲主义，不用说是纯粹唯物论的。因为人们，特别是当时一班封建贵族们的欲望之提高，不是由于单纯的主观之“多欲”或“不知足”，而是由于一般的社会生产技术和商业发达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由于奢侈品增多和货币使用范围扩大的结果。有了客观“可欲物”的存在，一定会引起或刺激起主观的“欲望”出来。这一层老子似乎是观察到了的。所以他进而主张消灭一切可欲的对象。他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不过老子在这里仍然是主观的唯心的。他不了解：所谓“贤”“难得之货”一切“可欲”的东西，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并不因为你主观上“不尚”，“不贵”及“不见”而消灭。事实上，正因为是“贤”，所以引起人们“尚”它，正因为是“难得之货”，是“可欲”的东西，所以引起人们“贵”它，和注视它。这是无可避免的，是一种“自然的”趋势。于是老子的禁欲主义与人类自然发展的欲望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也就是他的自然主义本身发生了矛盾。
　　与欲望问题相关连的是知识问题。人不但有欲望，而且有知识。有了知识，自然会分辨事物的好坏、可欲的东西和不可欲的东西；自然会“向贤”而抑不肖，“贵难得之货”而贱易得之货等。并且知识愈发达，制造的东西愈巧愈多，辨别力愈强，欲望也一定愈高，因而愈不容易满足，这本来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自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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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
（一九四六年六月）

＊原刊于《求真杂志》第一卷第三期。



　　在近来要求民主和反对专政的运动中，人们又开始特别注意到我们的“官僚制度”这一问题上来了。例如最近马寅初教授就特别提出了“官僚资本”作为攻击的目标，且获得了社会某些方面相当广泛的响应。至于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官僚把持操纵的呼声，则早已普遍到了全国。但我们的官吏何以特别贪污，我们的官僚何以特别敢于把持操纵，甚至垄断了国家一切重要的经济机关呢？这却很少看到对此有过较为明确的解释。换句话说，人们虽然痛恨贪官污吏，痛恨官僚们的把持操纵，但对于我们中国这种官僚制度或官僚主义（BUREAUCRACY）的社会根源及其与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关系，却很少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因而对于怎样消除官僚制度或官僚主义，也就得不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来。正因此，人们攻击官僚或官吏时便常限于枝枝节节，而所提出的救济方案，当然也就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罢了。
　　我们为了正确地推进民主改革的运动向前发展，有效地反对军事专政及其官僚们的贪污垄断，现在把官僚制度来重新作一番科学的探讨，或者不算是多余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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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是官僚，差不多都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所谓“升官”，最后说来还是为了“发财”。因为官升得愈高，发财的机会就愈多，财也就发得愈大。作官既然是为了发财，于是自然而然地要尽量贪婪、尽量纳贿、尽量进行搜刮了。所以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都充满了贪官污吏，虽间有所谓清官者出，则往往被人们当作神话来传奇。把“清官”当作“传奇”，这就足够证明中国官僚之贪污是达到如何普遍化的程度了！
　　（二）作官的既然是渴望上升，或者希图保持其固有职位，于是下级对于上司，便不得不表示“维恭维谨”。而且为了博取上司的青睐或眷宠，更只有趋承奉侍，进贿输财，卑躬屈节，甚至奴颜婢膝，吮痈舐毒，亦无所不为。反之，上级对于下级，则往往虚骄横暴（所谓“摆官架，打官腔”），借端索贿，乃至任意排斥异己，任用私人。这样，“奴性与骄横”便成了官僚层的特殊习性。“天性圣明，臣罪当诛”乃是官僚“奴性”之最高表现。而“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以及“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则是官僚“骄傲”之确切写真。至于同级的官僚之间，不是互相勾结，朋比为奸，所谓“官官相卫”，就是互相嫉妒，互相排斥，甚或互相倾陷。
　　（三）凡是贪污，必然带来“腐败”，而“无能”又往往是腐败的必然后果。至于谄上的奴性与骄下的横暴，更是促成腐化与无能之另一重要原因。因此，官僚们在其职务上只会“等因奉此”，遇事敷衍。即有所谓“能吏”，由于上级多方牵制，下级阳奉阴违，也很难有所建树。所以畏首畏尾，因循苟且，“泄泄沓沓”，便成了官僚们的一般作风。
　　固然，当着所谓有能为的或“贤明”的君主在位时，也往往注意到了他的臣下官僚们的种种积习，以所谓明赏罚，奖贤能，惩贪污等手段来救治它们，甚至设置御史官来检举它们。但官僚制度有它自己的逻辑，一经形成之后，就是所谓“贤明”的君主也无法改变它的特性（即贪婪横暴与腐败无能），至多只能对它加以某种限制而已。因为任何所谓贤明的君主，都绝不能离开他的官僚机构来直接统治人民，这正如猎者不能离开猎狗来打猎一样。所以结果，他总得迁就这一机构及其生成的特性。何况所谓贤明的君主，在君主专政的制度之下是绝无仅有的呢。所以，官僚制度下官僚们的贪婪横暴与腐败无能，乃是君主专制的政制下之一种无法避免的产物。这已成了历史的定律。要想避免这一“规律”，制止官吏的种种恶习，则只有采用另一制度，即采用彻底的民主制度来代替官僚制度，才有可能。然而这首先就要摧毁君主的专制政治。我们的辛亥革命，在客观上是含有这一历史倾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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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官僚制度的新发展


　　但异常不幸，我们的辛亥革命只是推倒了满清的君主，而这一君主治下的官僚制度不但原封不变地承袭了下来，而且在它上面更加上了一些新的因素，把它推到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了。这主要的原因是：代替满清君主专制政治的，虽然名义上是民主共和国，而实际上，起初则是袁世凯的军事专政，继袁氏而来的是各系军阀的军事专政，最后则成了一党的军事专政。无须说，在这些专政底下，是绝对少不了官僚制度这一传统的工具的。固然，现时的官僚制度，在其阶级的成分上已有了大大的转换。就是说，这一官僚制度的阶级基础已经不单是那些古老的地主和商人高利贷者，而主要是站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上的买办、银行家乃至工业巨头了。然而这种阶级基础的转换，并不曾使我们的官僚制度改变其原来的传统特性，相反地，却使它的传统特性发展到了空前未有的奇观！现在让我们把现时官僚制度的几个要点来简略分析一下吧：
　　官僚的买办化。因为我们的国际地位是半殖民地性的，且这种地位已存在了将近一世纪之久，因而我们的买办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阶层。这个阶层从政治上反映出来，首先就是官僚的买办化。从著名的李鸿章，梁士诒，——直到现在的某些大员，都要依靠这派或那派的帝国主义，以巩固并提高其在国内政治上的地位，借以谋取经济上及政治上的某些特殊权益，——如政治借款的佣金，借外债以把持国家的财政机关、交通机关、乃至某些工业部门等等。这种买办化的官僚们，他们的利益不用说是与国家民族的利益背道而驰的。他们不但是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而且经常是此等条约的促成者。正因此，他们不但从不敢提起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反而是不断地将新的权益送交外人。一直到此刻，我们的官僚们还没有改变此种传统的作风。例如：我们的关税虽然已被宣布自主了，但我们的官僚们却不敢自行订定保护民族工业及一般国民经济的关税税则。因此在关税上仍然是任听外人的操纵，致使外货有如潮水一般地涌进来，迫着原来早已陷入困境的一点工业基础迅速地在破产了。更可笑的是：甚至连海关总税务司及江海关税务司也要恭请“客卿”（李度及白礼查）来主持哩！又如：内河的外轮航行权，也是被宣布取消了的。可是最近又自请外轮来恢复内河航行权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此足证我们的官僚们的买办性或帝国主义的代办性，是根深蒂固的。现时我们的官僚们之对于某一帝国主义，简直有如以前的官僚们之对待专制君主或“太上皇”一样，大有“惟命是从”之概！正因此，帝国主义也就成了我们的官僚们之最有力量的靠山。
　　官僚操纵金融和工商业。我们的官僚们，从清末以来即已把持了国家银行及“官商合办”的银行和企业。到了一党专政下，此种情势更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不但国家银行及一切“官商合办”之银行和企业，全为新旧官僚所把持，而且它们运用其特权和财力，将许多民营银行和企业的“指导权”也逐步地夺取过去了。所谓“四大行”和“四小行”，简直支配了全国整个的金融界。战后，官僚们利用“处置敌产”的名义，把日帝在华的大部分产业组织起来（如中纺公司及中蚕公司等），完全放在它们的任意支配之下，俨然成了一种特殊的私产。此外，官僚们并组织了××××××××等大公司，企图垄断对外贸易。这样一来，官僚们便形成了一个奇形怪状的经济集团，利用行政上的一切权利，利用国家的交通工具，并自订税率，自订货价，把持操纵，垄断居奇，为所欲为了！这便是现时“人所侧目”的、马寅初教授所一再指责的“官僚资本”的轮廓和动态。此种官僚资本，不但在我们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现代的国际间也是一个仅有的可怕怪物。它现时差不多已掌握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扼住了一切民营企业的咽喉，如果任听其发展下去，它将蚕食整个国家的仅有财富，摧毁一切民营企业，吮尽一切民脂民膏，陷全部国民经济生活于离奇古怪和万劫不复的深渊！
　　官僚与军阀的结合。在以前军阀（如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及吴佩孚等）统治时代，官僚们往往是军阀的辅助工具，随意支配，任其所为。但在一党专政下，情形是逐渐改变了。各地的下级官僚们虽然仍旧是充当军阀压榨民众的辅助工具，而高级的官僚们却已越来越居于地方军阀之上，成了军阀们在政治上或财政上的靠山，或工商业经济上的合作者。另一方面，官僚们亦常常利用地方军阀的武力，从事种种政治上及经济上的非法活动。于是，官僚与军阀便结合在一起，而构成为“一人之下”与“万人之上”的一副压榨机了。
　　此外，我们的官僚们更在城乡培植了一种“底层势力”。那就是：它们在城市不惜利用流氓，拉拢“老头子”，以为营私舞弊之工具；在乡村勾结土豪劣绅，以为敲诈和剥削乡民之爪牙。近来并以保甲制为其机构，将上叙的两种“底层势力”有系统地团结起来，合法化起来，由此，我们的官僚们更加“深入民间”，得以“无孔不入”，“无为不遂”了！至于党的名义，更不用说，是我们官僚们的盾牌或保镖哩。
　　我们现时的官僚制度，既具有如上所叙的许多要点，于是我们的官僚们的“贪婪横暴”与“腐败无能”，也就进到了“冠绝古今”，“蔚为奇观”！至于事实呢，且不要追溯已往，只须将战后半年余来各种报章杂志对于官僚们所已暴露出来的奇形怪状略加注意，就够你惊魂动魄了！
　　单以各地所谓“接受敌伪产业”的官员们之所作所为来看，其“贪婪横暴”与“腐败无能”，就已经使你搜尽字汇也无法形容。封洋房，劫物资，索金条，……**酒地，狂嫖烂赌，……；至于工作呢，那就是把工场关闭，让机器腐蚀，让剩下的物资霉烂，……真可谓“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
　　即以最近上海发生的“粮贷”舞弊一案来说，也就足够象征我们现时的官僚们之贪婪横暴达到了何等骇人的程度！堂堂“粮食部”的官员，以“解决粮荒，救济民食”为名，贷款近十万万元，结果是勾结奸商，制造粮荒，剧抬粮价，借以肥己！在“国际观瞻所在”的“上海大都市”，“堂堂粮官”尚“擅敢舞此大弊”（十九日大公报语），则在其他的地方，我们的官僚们之“胆大包天”（见同上），营私舞弊，也就可推想而知了。因此，素以“温和持重”著称的“大公报”也不得不对此表示：
　　“说来伤心。近年官吏贪污已成了风尚，检举一案，又一案发生，官官相护，被包蔽起来的大小贪污案子，更仆难数。也好像没有整肃官箴的决心。遇有贪污案件被揭发，不得已办几个倒霉的僚属了事，高高在上的巨恶大憝，恒得逍遥法外。”（该报六月十九日社评）
　　“官吏贪污已成了风尚”，这就差不多等于说：“有官皆贪，无吏不污”了。大公报记者认为这是由于“也好像没有整肃官箴的决心”所致。但“”何以“没有整肃官箴的决心”呢？难道“”不是由“官吏”构成的吗？所谓“高高在上的巨恶大憝”，不正是“”中的大员吗？其实，这种贪污普遍化和极端化的情形，正是一种极权政制下的官僚制度发展之逻辑的后果。因为我们现时的极权政制是亚洲式的，所以我们现时的官僚制度也就具有充分的亚洲式的特点。
　　总结起来说，我们现时的官僚制度已经达到了顶点，它差不多已吞没了整个的国家，垄断了一切，作尽了一切，它不但成了社会的赘疣，而且简直是一个癌。假使这种官僚制度不加以彻底的消除，那我们这个民族便只有步古罗马的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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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清除官僚制度


　　我们的官僚制度既已成了一个“癌”，但究竟要怎样才能消除它呢？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彻底解决这种制度所由产生的基本条件——专制政治。我们必得重复说一句，在任何寡头的专政底下，官僚制度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极腐恶的专政下，也常常产生极腐恶的官僚制度，这有如“影之随形”，简直成了一种历史的定律。所以要彻底清除我们的官僚制度，首先必须彻底废除当前的寡头专政或一党专政，且以最彻底的民主政制来代替它。此外的一切办法，都是行不通的。
　　假如寡头专政被废除了，彻底的民主实现了，则官僚制度也就自会烟消云散。因为在彻底的民主政制下，人民大众不但具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思想信仰的完全自由，而且还有选举和罢免一切官吏的自由权。官吏如由人民选举，则人民自会选举他们素常所信任的廉洁而有能为的人员。万一被选举的官吏仍然营私舞弊，则人民可以自由去批评他，检举他，告发他，罢免他。在这样的政制下，任何官吏不但不敢贪污，而且也不能贪污，不愿贪污了。那时的官吏，将自动发挥其服务能力，廉洁精神，来取得社会的荣誉，以此逐步地走上官吏与人民间的界线之废除。这就是说，人人都可以服务于公众的一切职务，这样也就无所谓官吏与人民之分了。
　　我们中国，自秦以后曾经历了二千余年的亚洲典型的君主专制政治，因而也就经历了二千余年亚洲典型的官僚制度的统治。这无疑地是我们一种最坏的最腐恶的传统。辛亥革命后，这一种最坏的最腐恶的传统，不但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在新的条件下更加发展了。正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汹涌澎湃的民主潮流来清洗它。让我们人民大众从今起就准备去迎接这一潮流，推动这一潮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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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1895年－1983年11月28日），又名张次南，中国湖南省隆回县羊古坳乡转角丘村人，中国pa_rty早期领导人，著名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

生平[编辑]

彭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旋即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彭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中国pa_rty正式成立后转为党员，参与负责中共在莫斯科的支部，并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会议。

1924年，彭回到上海，主编中共机关刊物新青年和向导周报，兼任上海大学教授。1925年，彭在中国pa_rty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入中央局，负责宣传工作。1927年，彭在中国pa_rty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依然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不久因追随陈独秀，与新任中共领导产生矛盾而被解职。1929年11月，彭同陈独秀一道被开除出中国pa_rty[1]。

1931年5月，中国各托洛茨基主义小组共同组成中国pa_rty左派反对派（后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彭负责这个新党的宣传工作。1932年10月15日，彭被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逮捕，此后一直关押于南京。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获释出狱。1938年，彭被托洛茨基领导的第四国际任命为中国支部书记。陈独秀退隐之后，彭成为中国托派的真正领袖。1948年，彭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组为中国革命pa_rty。此后彭认识到，不仅中国国民党是其敌手，且斯大林影响下的中国pa_rty也是危险的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流亡越南，后移居欧洲，在欧期间，彭任第四国际三大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及书记局成员。1953年，彭决定脱离第四国际，离开欧洲。1968年，彭移居日本；1973年又移民美国。1983年，彭在美国逝世。

参考文献[编辑]

• ^ 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彭述之等党籍. 黄石声屏网. [201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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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


＊原刊于《求真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作者署名欧伯。


中国是东方一个最典型的落后国家。而它的落后性，则主要表现于社会生产的长期停滞和被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的地位上面。
　　由于生产的长期停滞，我们两千余年来（秦以后）的社会经济基础也就停滞在自然性的农业上。但同时因为“前资本主义期”的商业和高利贷之某种程度的发展，土地却早已走上了私有化的阶段。因此，一切官僚贵族，商人和高利贷者，差不多都取得土地为剥削农民增加财富的唯一手段。于是土地也就经常集中于它们的掌握中。另一方面，整个君主专制的官僚的上层机构，又全靠压榨农民（如各种各式的赋税）来维持。这样一来，我们的农民便成了全部社会生活的负担者，一切上层阶级剥削和敲诈的对象了。这便是中国“农民问题”，亦即“土地问题”的历史根源。
　　自鸦片战争的结果，西方资本主义得以自由侵入中国每一角落后，而首先遭受到严重打击的又是我们的农民。因为外来商品的“价廉物美”，便破坏了它们的手工业（家庭副业）；因为农产物的商品化，使它们更依赖于商人，听其操纵；因为专制官僚费用的急速扩大（连几次对外战争的战费及赔款在内），大大地增加了它们的负担，即增加赋税；因为一切官吏加速地贪污和腐化，其恶果自然也是落在它们身上；至于旧有地主们因商业发展而生活费用提高，更只有靠增加地租，加重剥削农民来维持；——这一切综合起来，农民群众更越益陷于贫穷化，陷于困苦的境地了。而暂时解松困境的唯一方法，便是出卖土地或举行高利债。前者的结果，使土地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官僚，军阀，商人，高利贷者，工业家等）之手；而后者则使农民永久陷于高利贷的吸吮，迄至吮到最后一滴血为止；——这便是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侵入后对于农民方面所造成的最一般的情形。这情形，经过满清末期，辛亥革命后的军阀统治时代，直至国民党专政多年，不但没有丝毫改善，反而跟着时间的前进而日趋严重。尤其是抗战八年，我们的农民既经过了敌伪的无比蹂躏和榨取之后，又遭受“胜利的”军人官吏和土豪劣绅的种种强征勒派（如派军米），简直是堕入了“人间地狱”！所以近来农民骚动（如西康及浙江宁平县的暴动），日有所闻，这证明农民的痛苦，已达到临界点了，再也难于忍受了！
　　但大家知道，中国的农民是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这个无比庞大的群众，既日益陷于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军阀、官僚及土劣的重重压迫和剥削之下，日益陷于饥饿的死亡线上，它们的生产力当然只有日趋衰落，它们的购买力更是日益缩小以至于零；再加上天灾人祸（如军阀混战，国共战争等），它们当中的一部分不是流于盗匪，就是举行暴动，其结果当然又是转而加速农村经济的破产；在这种情形之下，国内市场除了日趋衰落和缩小之外，还有什么前途呢？然而这对于城市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一个绝对的障碍！所以解决农民问题，或土地问题，即没收地主土地重新配给无地或缺少土地的农民，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制止一切军阀、贪官污吏及土豪劣绅的横敲勒索，乃是恢复并扩大国内市场，提高城市生产，复兴国民经济的最最基本的前提。同时这也就是中国民主主义最基本的内容之一。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帝国主义所加于中国经济的异常打击、束缚、以及对于整个民族的危害，现在差不多已成了公认的常识。但人们所容易了解的多是那些最表面的、最露骨的不平等现象，如：割据土地，建立租界，创设特别法权，以及外军的自由驻扎，外轮的自由航行……。然而埋伏在这些现象下面最重要的作用，却是自由销售商品，购买原料，以及无限的投资（如筑铁路、开矿山、设工厂等），——这才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最基本的经济目的。为要达到此种目的，便必须在经济上操纵中国的海关权，在政治上用各种威胁利诱的手段使中国的统治者变为自己的代理工具。如果海关不完全获得自由，中国的不彻底脱离任何帝国主义的羁绊，即令某些租借地收回了，租界废止了，特别法权撤销了，外国军队不自由驻扎了，外国商轮不自由航行了，……但中国的国民经济还是无法发展，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还是无法提高，整个的社会政治还是无法走上轨道的。这一层，我们只须略一注视现时的情形就够明白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不是名义上已被取消了吗？可是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呢？不但香港、九龙和澳门仍然被握在外人手里，而且东北的旅顺大连和主要的铁路干线又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之下重新断送了。最重要的是：海关权虽已从日帝掌握中收回来，但暗地又落在美国人手里。所以最近美国的商品已如潮水般地涌进来。这情形如果继续并开展下去，事实上也将继续并发展下去，中国的一点民族工业一定会淹死的。同时，又以金元借款为条件，企图将整个中国搁在菲律宾的状态之中。所谓“四强”或“五强”之一的中国，难道应该如此吗？！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民族独立还远没有完成。彻底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一切主权，脱离任何帝国主义的羁绊，求得真正的土地完整和独立，——这一最重要的民主任务，还摆在我们面前急待解决呢。
　　除了对外需要民族完全独立，对内急待解决土地问题外，我们国内还有一个弱小民族的问题。所谓汉、满、蒙、回、藏；除了满族已完全汉化并与汉人混居外，蒙、回、藏三族确还保持着各自的经济生活，各自的言语、风俗、宗教，并各据有一定的地域。这三个民族的人口，虽然比起汉族来是居于“少数”（但也不下三千万人），并住于边疆，但它们对于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对于整个国家经济生活的发展，还是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的。中国历史上，汉族和这些弱小民族，演过多少次的战争，耗过多少的物力和人力，凡是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的。即以最近的情形来说，“伊宁问题”已闹得满城风雨，“东蒙问题”亦一度提出，但这还不过是表示我们战后的弱小民族问题尚在重新开始而已。倘使这个问题不迅速谋取合理的解决，将来纠纷的爆发是不可收拾的。正因此，国内的弱小民族问题，也是我们当前一个重要的民主任务问题。
　　其次，就是一般下层劳苦群众的地位急待改善。尤其是工人群众的地位必须提高，它们的最低限度生活，必须获得保障。因为它们是现代生产的唯一负担者。如果它们不能过活或陷于奴隶状态，不但现代的生产无法提高，就是整个的国民经济也是无法开展的。因此，在先进国家中，订立“劳工保障法”，早就成了一种迫切的民主任务。如“八小时工作”，“保护童工和女工”，“工人自由组织工会”，以及争取改善待遇的“罢工权”等，早已成为公认的民主权利了。但我们中国的工人群众，几十年来都是处于极端被压迫和剥削的地位，它们的工资，除了极少数外，总是养活自己还不够，更不要说供养家属了。它们的时间，都是在十小时以上，有些甚至超过十五、六小时、自由组织工会和罢工，直到现在还是视为不合法的。至于童工和女工的保护法，更是谈不上了。这种情形，不仅仅是表示中国的落后，而且证明我们的资产阶级“只顾挤牛奶，连牛的死活也是不管的”。因此，改善一般劳苦群众的地位，特别是改善工人群众的地位，还是我们当前的民主任务之一。
　　最后，成为民主改革的最大障碍的，是专制传统的政治机构。它的核心，是专横而又腐败的官僚制度。这制度，在满清是以君主专制的面貌表现出来；入“民国”后，前一时期是在各个军阀之下活动；而最近二十年来，则体现在一党军事专政的机构里。官僚制度的阶级成分，是跟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在满清，主要是地主贵族和商业高利贷者；而往后则以买办阶级，银行财阀及少数上层工业家为其中心。正因此，这种官僚制度是最仇视任何民主的改革的。例如解决土地问题，便要侵犯到它所代表的地主的利益；对外完成民族自主，则要使它所代表的买办失去其主子的欢心；提高工人待遇，又要得罪它所代表的工业资本家。而且这种官僚制度的本身，也好像有它自己的“进化”律。在满清时代的官僚制度，早已为西方人所惊异，可是以满清的官僚制度比起现在的来，却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为了要解决民主的任务，首先必得彻底摧毁这种根本违反民主，阻碍民主的官僚制度及其外壳，而以现代普选的民主制去代替它。
　　民主任务的解决，可以说是从落后国家走上进步国家的一道桥梁。凡是民主任务未经解决的国家，它一定永远陷于瘫痪、混乱和听人摆布的泥沼里而不能自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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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民主思想（当然不是出于侵略者的自愿）。当中国的经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而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即发生了某种资本主义的经济而要求向前发展，但同时又受到阻碍时，就逐渐要求民主，感到民主改革的必要了。戊戌的维新运动，乃是适应这种客观的民主要求之第一次的表现。
　　戊戌维新运动的基本倾向，是企图将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改变为君主立宪的国家，并以此从上至下来改革旧有的社会经济制度，逐步地走向现代的资本主义。但事实上，满清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机构，绝非光绪皇帝一人所能代表。相反地，光绪不过是寄生在那个庞大而顽固的官僚机构上面而已。虽然年青的皇帝因受了种种外来的刺激（如甲午战争的失败及随之而来的各帝国主义的种种因素），志愿“维新”，切望实行某种民主改良来延续清廷的命运。可是，实际上代表那个官僚机构的西太后及其党羽们（如荣禄等）却绝对不能容许。而维新派的康梁等又完全没有群众作基础。因为在那时真正需要民主改革（土地问题）的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但这正是康梁诸人所未曾想到，甚至害怕想到的。所以戊戌的维新变法，不到百日就给西太后及其党羽们打断了。这里不但证明了：满清的君主专制官僚，已绝对不容许改造或改良；而且昭示了：离开群众行动的上层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们，是最先懂得了满清的无法改良（如孙中山曾一度上书李鸿章，请求自行改革，但得不到回响），才决心要推翻这个，扫除这个阻害民主改革的障碍物，建立民主共和国，以此来推动国家走上现代的道路。这一点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觉悟，是民主改革运动的一个大进步。但他们当时对于中国的民主任务，既远未能了解，而对于凭借何种群众力量来解决这一任务，更是认识不清。所以他们提出的“民族主义”只限于“反满”。殊不知这个以满族为代表的，早已同汉族的官僚们混为一体，而变成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工具了。因此，在当时阻害“民族主义”，即阻害中国实现民族自主和独立的主要障碍物，已是国际帝国主义，是国际帝国主义多年来所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不仅仅是其代理工具的满清了。而且满清的实权又早已大部分落在汉族的官僚和军阀手里。如果只是单纯提反满，就无异在实际上放松了这班汉族的官僚军阀（如袁世凯所代表的一群），表示可以同它们妥协。后来的结果正是如此。其次，关于土地问题，辛亥革命的领导者虽已把它提出来了，其公式是“平均地权”。但怎样才能将“地权”“平均”呢？换句话说，怎样才能把地主的土地拿来均分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呢？依照“平均地权”的方法，是由国家用款项从地主方面收买过来，然后再分配给农民。于是真正的问题又发生了：像如此大量的款项从何处获得呢？当然是绝对无法获得的。所以“平均地权”，对于农民不过是一个“画饼”而已。往后的全部事实更都证明了这一点。复次，对于国内的弱小民族问题，辛亥革命也曾提出过。如“五族共和”的标语，就是一种表现。但它也仅限于提出这一问题。至于怎样使这些弱小民族的下层广大群众改善其经济生活，以及提高这些民族的文化水准，提高它们的政治地位，确定它们的民族自决权，却不曾具体说到。因此，辛亥革命也就不能得到这些弱小民族的积极拥护，反而容易被发动势力利用了去。最后，辛亥革命虽是一个群众的行动（当然是偏于军事方面），但这个群众的主要成分，既不是城市在业的劳动者，也不是乡村那个急需解决土地问题的真正农民群众，而是那些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的“三合会”、“红帮”、“青帮”及“新军”中的士兵等。他们是流氓无产者的一群，虽然因生活的贫困而具有某种反抗性，但他们是没有固定的民主目标的，而且是最容易被腐化、被收买、被某些投机的分子利用的。一个民主的革命建筑在此种群众身上，不仅不会有好结果，且是最危险的。从辛亥革命中出来的军事头领们，差不多都利用他们的“革命军”作工具，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新式军阀，难道是偶然的吗？
　　所以辛亥革命的结果，虽推翻了满清，挂出了“中华民国”的招牌，但伏在这个民国招牌后面的，仍然是传统的官僚专制政治。与以前主要不同之点，就是：由多头的军阀代替了寡头的皇帝，由军阀的“分权割据”代替了君主的“统一集中”。至于对外的民族独立问题和对内的土地问题，不但没有提出议事日程加以任何讨论和解决，而革命后的临时，却反而公开对外宣言承认满清和列强所签订的一切条约（即不平等条约）为有效，并对内向地主声明保护它们的产权哩！这里告诉我们：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对于根本妨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民主任务问题，竟采取了如此的妥协态度！这就无异于暗示：解决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主历史任务，有待于另一个阶级来担负了。
　　“五四”运动，从政治上说来，是一个反帝国主义（日本）侵略和反官僚军阀（安福县）卖国的运动。但就它的全部历史意义说，却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运动。正因为是一个思想上的启蒙运动，所以它没有能从政治上提出民主任务的问题来，当然更谈不到对这一任务的根本态度和行动了。而且“五四”运动从头至尾没有任何政党从中指导和推进，这也就决定了这一运动的政治性之薄弱，决定了这一运动之偏重于思想解放的历史意义了（关于这一方面，请参阅求真创刊号拙著《论五四运动之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一文）。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这是继承辛亥革命而来的一个更进一步的真正群众的大革命。而这个革命比之辛亥革命更进一步的主要特点，就是：（一）它将“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口号，第一次明白而公开地提了出来，作为行动的号召。（二）这个革命的基本群众，是城市的现代产业工人和乡村的在业农民，而且其中工人占了领导的地位。（三）在这个革命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工人阶级的群众的政党——pa_rty；并且这党在运动中逐步地把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组织了起来，领导它们参加了一切经济和政治的斗争。（四）这个革命与世界各国的革命群众和组织第一次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取得了国际的援助（如各国工人对“五卅”罢工工人的募捐救济以及苏联许多物质上的援助等），因而它是具有非常明显的国际性的。因为具有以上几种主要的进步特点，所以这个革命不仅仅是中国一个真正的大革命，而且可以说是全东方一个破天荒的最进步的大革命。
　　就这个革命之发动了最广大的下层群众来说，就它之具有现代最进步的政党来说，就它之获得了国际各方面的大量援助来说，它是应该走上完全的胜利，彻底解决中国的民主历史任务问题，将我们整个民族推向一个新的根本改造的历史时代的。然而结果，它终于是失败了，而且比之辛亥革命的失败还要更为可悲！
　　但这种可悲的后果，它的原因究竟何在呢？其中最主要的是：这次革命，在政纲上虽然明确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完成对外民族独立的民主任务问题。但对于极关重要的土地问题，却始终没有提出一个正确而具体的纲领来。所以当农民群众运动达到高潮时，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便陷于彷徨、混乱和不知所措的窘境。而农民群众本身，则经过相当时期的热烈追求（土地）和坚苦奋斗之后，觉得仍然得不着土地时（由于领导者的自动阻止），便也逐渐陷于等待、疲倦和麻痹的状态中。因此，当反革命获得准备时间来向农民进攻时，它们更陷于惊慌失措，只得任听敌人宰割了。另一方面，而且是最主要的，是代表革命群众的政党，由于年青和幼稚；缺乏本国斗争经验的传统；革命理论和政治水准的太低；对于西方革命运动，尤其是俄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全不了解；以及始终落在一种典型的外来的机会主义领导底下。将阶级合作代替了阶级斗争，将妥协谈判代替了革命行动，以致不自觉地在思想上变成了阶级敌人的俘虏，在政治上作了同一敌人瘫痪群众的工具，因而在紧急关头遭到昨日的同盟者掉转枪来向它扫射时，就陷于仓皇失措，不是束手待毙，就只好临阵脱逃了。于是革命的果实，就成了反革命祭坛上庆祝胜利的牺牲！一个最伟大的革命，竟如此悲惨而讽刺地结束了自己！所留下来的是一党专政。在这个专政下，不平等条约依旧保存，“平均地权”依旧写在纸上，劳苦群众依旧任人压榨，军阀官僚照样横行，白色恐怖遍满全国，……中国的历史带着遍体创伤，带着一副较为新颖的专政面具，又倒退到老远的过去了。
　　革命失败了，中国新生的希望被打断了，于是，整个的国家民族又重“陷于瘫痪，混乱和听人摆布的泥沼里”。内部的军阀混战，农民暴动，接连不断地发生。国外的帝国主义，特别是其自身陷于异常矛盾的日本帝国主义，也就乘机而起，冒险向中国进行前所未有的凶猛侵略，企图吞并整个中国来解决其矛盾，这便迫使中国整个民族陷进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国难”时期。然而这正是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逻辑结果。倘使这次革命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解决了民主的任务，踏上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实行了全般的政治经济改造，使几万万的人民获得了自由发挥其创意力与活动力，不但日本帝国主义绝对不敢向中国冒险，而且它的本身，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在日本民众响应中国革命而自寻出路之下，将自顾不暇，大有可能被送入坟墓呢！这样，不但东方的面貌将大为改观，就是整个的国际局势也会受到决定的影响，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了。
　　如果从我们过去民主改革运动的全部历史看来，差不多可以说，是一部不断失败的历史。其根因就是我们的资产阶级对于自身所需要的民主改革，始则幻想从上至下的改良，继则采取畏缩妥协的态度，最后则完全走到相反的方面，而决心作了民主改革的敌人。这在西方经过整整的三个世纪，从英国、法国、德国到俄国所反映出来的经验，而在我们这个落后国家里，不到三十年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也就是现代落后国家的历史，往往将先进国长期发展的历史压缩在短期内体现的“综合律”或不平衡发展律的具体表现之一。这一规律充分证明：我们的民主历史任务，只有依靠下层的工农群众及一切被压迫人民自己的力量，才能获得真正的彻底的解决，——这便是今后民主改革运动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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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

彭述之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


马克思主义者决定任何一个政权的性质，必须根据两个基本条件：阶级关系与财产关系，而后者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A）退向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就现时一切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之被保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仍具有某种程度的势力和影响，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被压抑，以及基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上的容易被腐蚀的官僚主义的专政机构——这一切条件配合起来，从客观的最后分析上，我们不能排除中国有倒退到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之可能。一部分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分子向美帝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便重新出现于中国大陆舞台。当然，这种极坏的前途只是或然性的，但我们要根本否认它是不智的。我们必须认识这一极坏的可能性，因而有所警惕，并尽力从革命的主观努力上去防止其发展和发生。

一般地说，中国局势的发展将是带着慢性的，拖延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绝难有决定性的改变。因而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命运将被拖延到第三次大战及其可能引起的世界革命的巨潮中去获得总的解决。因此，我们还有相当充分的时间作准备以迎接这一总解决局势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