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指来自西方的基督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教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冲突事件,据中国官方统计,“从1840年至1900年,中国各地共发生『教案』400余起。[1]”。
原因[编辑]教案頻發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传教士倚仗宗主国武力强行传教[编辑]青浦教案,是基督教传入后的第一件教案。1848年3月,上海伦敦会3名传教士违反地方规章,擅入江苏省青浦县城散发福音书。当时有万余名船上水手滞留该处,船民围观洋人,传教士挥舞手杖打伤了人,群众持篙问罪,遂起冲突。青浦县令急忙护送传教士回沪,上海道台也答应麦都思等捉拿“肇事者”。然而中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借端寻衅,抗付关税,封锁漕船,调遣军舰去南京向两江总督要挟。结果地方官被革职查办,10个乡民受刑,赔偿传教士300银两。 台湾凤山教案 1868年9月,教徒庄清凤欺压乡民,民众烧毁了凤山几处教堂,驱走了英国传教士。在台湾垄断樟脑业的英国商人持械营救传教士,英国又借口保护英商,竟派军舰到台湾,向安平城开炮,杀死了守将,焚毁了兵营及火药库,造成武装流血冲突。闽浙总督赶紧与英国谈判,结果地方官员被革职和赔款。此外,中国还被迫放弃了台湾官厂的樟脑专卖权。 扬州教案 中国内地会传教士戴德生依仗英国殖民势力,1868年8月在江苏扬州强行租屋设堂,遭到当地群众反对,他的住所也被捣毁,戴德生举家避难镇江。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闻讯立即乘军舰直驶南京,向两江总督曾国藩进行要挟。结果扬州知府被撤职,赔款给教堂。曾国藩还在教堂门前勒碑告示保护教堂。扬州教案消息传至英国,舆论大哗,认为戴德生惹出是非,几至重开战端。有人要求英国召回全部在华传教士,这反映出英国人民群众也不赞成传教士的行为。戴德生虽经此挫折,一年后他又派人在扬州建立传教据点。 重庆教案 1886年7月由英美基督教会在重庆强行造堂引起的教案,实际上已是第二次重庆教案了。在此前23年,因天主教索还教堂已有一次教案。如今是因美国传教士在险要之地强建洋房,还雇人逞凶,引起民众寻仇,商人罢市,考生罢考,3000余人群起焚毁英美传教士洋房3幢,教民房屋250间。因教堂的武装也开火杀人,众人进而捣毁英国领事馆。此案结果英、美公使向清索赔4.157万两白银,2名中国人被处死。 曹州教案(或称巨野教案) 1896年6月,山东曹州一带乡村因民、教夺地问题引起大刀会的反教暴动,不久即墨大刀会也毁教堂灭洋人。他们扬言“灭耶稣、天主两教,将洋人一概逐出中原”,共捣毁教堂30余处,杀了2名德国主教和神甫。1897年,德皇威廉二世就以巨野传教士被害为借口,任命亨利亲王为远东舰队司令,将军舰驶入胶州湾强行登陆,占领了胶州府城。清摄于淫威,多次交涉终于同意德方提出的各项要求,除惩凶黜官外,还包括(1)赔偿教堂损失3000两银子;(2)在济宁、曹州、巨野三处建造教堂各一座,每处造价6.6 万两银子,教堂前立碑上刻“敕建天主堂”;(3)朝廷降旨保护在华德国传教士。与此同时,另外还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规定将胶州湾区域全部归德国租借,允许德国修筑胶济铁路,铁路两侧15公里内的矿藏也归德国开采。因此中国不仅丧失了胶州湾,整个山东省也渐次沦入德国的势力范围。曹州教案也表明外国教会势力与列强的侵略扩张相结合,演进到了一个新阶段。[2] 謠言[编辑]當時社會特别是地方士绅炮制許多詆譭西方人的謠言[3],如說洋人醫院挖小孩眼睛製迷藥、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陽精等等,而一般中國百姓一向迷信這類傳言,從而人人自危,對西方人包括中國教徒恨之入骨[4]。 ig_call_taking_eyes.jpg" target="_blank">
描繪神父挖眼製藥。
该教有吸取童精者,迷骗十岁以外童男,以濂水滴诸顶门,或作膏药,贴诸眉额,其童之精,即从下部流出,彼则如吮乳然,尽情取之,彼童瘦软数日而死;又或以药贴足心,以针破泥丸处(气朦子),脑浆并通身骨髓,自顶涌出,伊收取入瓶,余则舐而食之,彼童即死。采妇人之精血,利己损人;饵药采精,以儿童为蝼蚁;剖心剜目,以遗体为牛羊 [5]。
从教者将死之时,必有同教数人来,屏去其家之亲属,伊等在内念经求救;其实趁其人尚存气息,即剜其目,剖去其心,为彼国造伪银之药,然后以布束尸,听家人殡殓 [6]。
伊传教人伪为无邪,正襟危坐,妇女皆跪前罗拜之;彼授以丸药,名曰仙丹,实媚药也;服之,欲火内煎,即不能禁,自就之;而伊与淫,名曰比脐运气;伊原习房术善战,而妇女亦贪恋而甘悦之,故被采战者视本夫如粪土 [7]。
童子割肾,妇女切乳,剜眼取胎,婴孩同煮。莫吃,吃则中蛊。有敢拜猪,齐团惩处 [8]。
凡入教之人,新婚除夕,令男子避去,神父宿于新妇房中,为之赦罪 [9]。 治外法權凌駕中國法律[编辑]19世紀末,西方傳教士被准許在中國傳教和建立教會。由於西人很难接受中国旧式的监狱管理、卫生條件、拷打酷刑,以及凌迟處死等野蛮残酷的刑罚(当时就有传教士如文乃尔被地方官判凌迟处死),因此西方的领事被授予处理所有与本国公民有关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权利,即领事裁判权。在治外法權之下,教會的西方傳教士便不受清管轄,导致官员感觉到“官权”受损。此外,当时的中國信徒往往受到清朝各級官員的嫉恨,如易貞美等人因拒绝缴纳建醮迎神的摊钱捐份,便被地方官员判处死刑,遭受虐杀;所以传教士出於人權考慮,要求审判程序正义、禁止私下用刑和刑讯逼供、同等抗辩机会等,正如传教士自己表白的那样:“当我们看到这些受到极不公正的污辱、由破产性的诉讼而贫穷化或为了获得和平而被迫背教的新信徒时,那该是多么令人悲痛欲绝啊!”[10]然而,虽然基督新教在实际操作中一直都很克制,常常将那些混入教会以求庇护的不法之徒驱除出去,但天主教会在后期越来越以提供保护为饵拉人入教[11]。当某些教民与当地民眾发生冲突时,地方因為懼於天主教傳教士的治外法權,未能公平处理。凡此種種,都造成清朝官員和普通百姓極其仇視西人和中國信徒。 守舊勢力煽動[编辑]正如铁路、轮船等西方科技被顽固派势力视为"奇技淫巧"而横加排斥一样,教会引入的新思想、新做法,也让守旧势力极为恼怒和仇视。教會除了傳教之外也興西医、辦學校、允许女孩上学、提高妇女地位、提倡破除陋習(如纏足和納妾)、傳播新思想(如宪政、民主),带来了中国专制文化没有的理念,冲击了专制体制的“统一思想”,因此不为专制制度所容,而首先是不为官员所容。于是,官员和地方士绅为了反击教会带来的必将影响他们地位的新思想、新做法,就动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和对舆论的控制力,屡屡煽动无知百姓仇恨教会和教徒。 宗教习俗的争端[编辑]由于信仰的改变,教民不再参与迷信的公共活动,拒绝参与传统的祭祖仪式,引来了颇多争议。在干旱少雨年份,百姓往往集合起来,一起向龙王或老天爷祈求降雨,但教民拒绝参与,因此受到其他村民的排斥[12]。教民出於信仰原因拒絕繳納迎神賽會的份錢,所以招致鄉民的仇恨,而鄉民又將之歸咎於洋人和教會。總之,教會、教眾和洋人、洋貨,成為了仇視的對象。 恐外心態[编辑]绝大多数农村人从未见过西方人,他们对于西方人的观点,来源于一些煽动性的布告、恶意诽谤的小册子、谣言中的荒谬故事。当西方传教士冒险进入内陆时,他们的奇特外观更加强化了百姓的恐惧心理。
《打鬼燒書圖》表達了對「豬」、「叫」(主、教的諧音,即洋邪教)和妖書的切齒痛恨,巴不得將它們燒滅殺盡。
天灾及迷信思想[编辑]清末天灾频仍,在山东、直隶(今河北)等地,洪灾、旱灾、蝗灾肆虐。百姓迷信思想极重,往往迁怒教徒。1898年,黄河发大水;但1898年洪灾之后,1899年、1900年山东、河北又连遭大旱;同时,山东又遭虫灾[13]。迷信的百姓遂迁怒教徒和教会,以为是他们得罪了老天爷,义和团的反教揭帖就说“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14]。《天津政俗沿革记》中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惟习拳者日众。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无雨。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15]。当时某个传教士也说:“雨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安全,正是由于久旱无雨,他们才在这里闹事,并不是因为义和团……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们现在被饥饿折磨得绝望了。[16]” 著名教案[编辑]摩擦在當代[编辑]像清末那樣的教案已經不復存在,但因信仰而引發的摩擦還是有的;在農村,教徒因拒交廟會的丁錢而常常遭到村民的怨恨和村官的“特別關照”。教徒在当代社会仍然是一个异类,受到当局的猜忌,那些拒绝参加设立的三自教会的信徒和教会(即地下教会)有时还会受到当局的冲击和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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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和直隶的天灾[编辑]义和团并未从山东扩展到河南、安徽等地,而蔓延到直隶,是与当地的频繁天灾有直接关系[12]。1898年黄河洪災;但1898年洪灾之后,1899年、1900年山东、河北又连遭大旱;同时,山东又遭虫灾[24]。迷信的百姓遂迁怒教徒和教会,以为是他们得罪了老天爷,义和团的反教揭帖就说“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11]。《天津政俗沿革记》中记载:“光绪26年(1900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惟习拳者日众。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无雨。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11]。当时某个传教士也说:“雨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安全,正是由于久旱无雨,他们才在这里闹事,并不是因为义和团……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们现在被饥饿折磨得绝望了[11]”。据杜金印回忆:“庚子年前总是涨大水,穷人的日子真是没法过。”据张恩回忆:“庚子前一年没收成,蝗灾水灾各种灾都有。”据张恩喜回忆:“李鸿章做直隶总督的时候,三年两头涝,老百姓吃野菜稗子。”但1900年天津是大旱[1]。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敬神,忘祖先。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国,心胆寒,英美俄德尽消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25]。
1899年末山东和直隶的冲突[编辑]聊城德州[编辑]主条目:朱红灯
1899年秋天,在魯西北,朱紅燈帶領的反教運動開始登上舞臺。9月17日,在魯西北的平原县发生民教冲突,平原知县 蒋楷前去弹压。10月9日,朱红灯率高唐、茌平、长清等地义和拳众二三百人开赴平原县。朱红灯整齐队伍,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11日,知县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往弹压。朱红灯指挥拳民击败蒋楷。蒋楷向上级要求派兵。16日,济南知府卢昌饴、统领袁世敦带兵前来,一开始劝谕朱红灯解散。朱红灯抢劫之后转移,于17日晚,率兩千多团民移驻森罗殿,准备攻打恩县城西的刘王庄和庞庄的教堂。18日,朱红灯率团民在森罗殿与前来弹压的清军七百人交战,激战数小时,击毙击伤清军十余人。在此次战斗中,拳民第一次自称“义和团”,而且此后这个称谓的频率越来越高 [12]。森罗殿之战后,朱红灯趁机转移,退回茌平。 [9]毓贤认为蒋楷处事不妥,弹压实属孟浪,将蒋楷革职,永不叙用,袁世敦受到了撤去统领之职的处分 [9]。镇压义和团的人受到了惩处,使得许多人认为毓贤在支持义和团,自以为受到了毓贤的嘉许 [26]。11月初,茌平义和团竖起了“毓”字黄旗及山东巡抚部院“保清灭洋”大旗进行活动 [27]。 11月,朱红灯、心诚、于清水率人开始对禹城、茌平、长清、博平各县的天主教教堂和教民频繁发起袭击。4日,他们袭击禹城县苗家林的四户教民。8日在刘家集袭击教民,又袭击长清县李家庄李公堂家,夺取银钱,拐走其父,要求赎金二十千文。9日,掠夺王香老庄的教民;袭击长清县的郑家营和朱庄的教民;当夜,入茌平张官屯,掠夺教民之家并放火焚烧,又将教民王观杰杀害;向马沙窝的教民父子三人勒索赎金。9日、10日、11日,連續搶劫梁庄、姚家庄、吴官屯、小张庄、八里庄、焦庄的教民。11日,来到博平县,抢夺和绑架教民,要求赎金。14日,燒燬博平县玉皇庙庄教堂与十九户教民房屋。15日,燒打茌平县大张庄教堂,其后强制教民背教,要他们请戏班唱戏作为赔偿。17日,朱红灯、心诚袭击了吴庄、杨庄,得银七百两,接着又袭击了博平县的教民。在17日,拳民因分这七百两银子起了内讧。21日,朱红灯被拘捕;同日,赵官镇李继浩率十余人袭击了长清县辛店屯的教民王鸿庆等六户人家,胁迫他们用银子赎“跟从洋教罪”,请戏班子演戏三天,去县城申请退出教会;然后又去南水坡庄,要挟三户教民拿出罚钱和酒席钱,更让教民写下“背教文约”。23日,心诚和尚被抓捕。24日,李连江、李开木等人袭击了马官屯的教民。25日,于清水到禹城县抓了教民作为人质,26日袭击了禹城的房家庄。此时禹城当局接到毓贤命令后贴出告示:“汝(义和拳)原为良民,因受教民欺侮始聚集以图报复。然,仇怨宜解,且抚宪已既往不咎,受此莫大之恩,故应速速解散。谨勿再啸聚。此乃至要。” [28][9]朱红灯在鲁西北开展一系列反教运动之后,山东的教会产生了危机感,陆续与驻北京公使联系,诉说自己极其危险的境况。各国公使、领事的抗议不断增加,并将矛头直指山东巡抚毓贤。就连一向不太多事的美国公使康格也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说毓贤将弹压匪徒的官兵以“擅杀之罪”论处,指责毓贤对保护教会和教民的要求置若罔闻。在各国公使的压力下,清廷终于让步,于12月将毓贤解职并召回北京,由袁世凯接替 [29]。12月6日,上谕下达,吩咐毓贤“来京陛见”。7日,毓贤答复:“俟袁中丞接印,遵即北上。” [9]12月4日,李继浩、官东岭、王成章在仁里集附近的辛店屯向教民勒索錢財。6日,李继浩胁迫教民办迎神赛会,逼迫教民背教。8日,李继浩、官西岭、汪昌沅、朱启明在辛庄勒索。20日,官东岭、朱启明等人袭击燕家窑孔家。21日,袭击柴家洼教民,索取赎金。24日,袭击三官庙平民魏家,南乡的封家庄、李家庄教民。 [28]26日白天,有一支拳民队伍到平阴县毛家铺抢劫教堂和数户教民;当晚,有约两百拳民袭击了平阴县的白云浴天主教堂。28日,拳民袭击翟家庄教民。30日,拳民袭击薛庄教民;同日,甲士卫等人火烧了袁儿庄的教堂,烧死一名妇女;這日,赶往平阴的英国传教士 卜克斯在路上遇到三十名拳民,被抓。晚上,卜克斯趁机逃跑,后被追上打死,头也被斩掉。1月2日和3日,拳民袭击南方寺头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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