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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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島是位於日本九州南側的一個島嶼，屬於大隅群島的一部分，行政區劃隸屬鹿兒島縣，島上設有西之表市、中種子町和南種子町三個行政區，人口33,000人。以鐵砲的傳入聞名。現在島上設有種子島宇宙中心。

種子島是鹿兒島縣縣內所有有人居住的離島中位於最東端的，人口在所有離島中僅次于奄美大島，面積則在奄美大島和屋久島之后，居第三位。島上地形較平坦，最高點僅282米，與相鄰的屋久島1936米形成鮮明對比。

有人认为这里是三国志中的澶洲，種子島過去在7世紀時，受到了飛鳥朝廷的影響，設置了多禰國司（島司）。到了中世紀時，被納入島津莊，成為島津莊的屬地。14世紀管理種子島的島津家家臣種子島氏成為領主；直到16世紀末，第16代島主種子島久時因故被移封，成為島津家的直屬領。1889年後，島上實施町村制，設立了北種子村、中種子村和南種子村，在多次改制後，成為現在的島上三個行政區。

種子島在歷史上以葡萄牙人於西元1543年曾經來到島上並傳入鐵砲（火繩槍）而最為知名，也是日本國歷史上開始製作火繩槍的場所，故其稱和製的火繩槍為「種子島銃」。

种子岛宇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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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國

孤立主义是一种外交政策。它通常由防务和经济上的两方面政策组成。在防务上，孤立主义采取不干涉原则，即除自卫战争外不主动卷入任何外部军事冲突；在经济文化上，通过立法最大程度限制与国外的贸易和文化交流。

海禁和锁国就是一些孤立主义的例子。

日本[编辑]

1633年起，德川幕府开始颁布锁国令，禁止与西方国家的贸易（荷兰除外）。直到1854年被迫開放國門、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後徹底废止为止，日本历经了200余年的孤立状态。这项政策一方面免于日本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日本的落后。最终，明治维新使日本彻底摆脱了这项国策，并通过全速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与文化实现了日本的近现代化。

然而经过更为深入的研究，近代日本学者普遍认为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所实行的对外政策并非实质上的「锁国令」。详见日语条目锁国。

朝鲜[编辑]

朝鲜王朝在被清軍打败后自我封闭，到19世纪后被迫重新开国。

1723年（雍正元年），因与罗马教廷间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白热化，清朝開始禁教，不許外國傳教士進入中國國內传教，被視為鎖國的一部分。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西洋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

認定中國清代前期實行了“閉關自守”或“閉關鎖國”政策的觀點源於當時試圖向中國推銷其商品（特別是鴉片）的英國商人，馬克思曾在他的文章中接受了這一觀點，後來這一觀點於20世紀50年代納入了當時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寫入了教科書，並且形成了一個觀點認為「明清時代閉關鎖國」。學者指出，從“海禁”、“一口通商”和其他限制性政策這三個方面看，即使是明清官方的政策也不是長期“閉關鎖國”，從相關政策執行中實際的微觀行為和宏觀效果上看，同樣不是如此。另外，明清两代只在明前期、嘉靖倭乱时期和清初近乎全面海禁，时间跨度远短于开海或部分开海时期。明代開海時期約佔75%，禁海時期約佔25%。在鴉片戰爭前的清代，禁海時期約佔15%，開海時期約佔85%[1]。

儘管明政權在明末失去了對海上貿易的控制，但海上貿易仍持續發展，鄭氏集團的規模為此提供了充分證明。當時不僅日本、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穿上了中國絲綢，而且東南亞土著、墨西哥印第安人和黑人也都普遍穿著中國的絲綢與棉布服裝。自康熙開海後，海上貿易量仍然保持著持續增長，康熙開海後的清代對海上貿易的監管較前代有效得多，相對於未進入官方視野的“走私貿易”，“合法貿易”的比例有所提高，這一時期海上貿易數量亦有持續增長的趨勢，無論進出口商船和噸位數量，主要商品數量和種類，主要貿易對像國的貿易量，白銀流入量，進出口總值以及海關稅收，都體現了海上貿易的增長[1]。

亦有學者指出「閉關鎖國」實際上是西方侵略者強加在清朝頭上的貶詞，認為這反映出西方國家不顧事實反誣清朝排外，亦指出就算是當時的西方各國的口岸也只容許本國船隻進出，本國的進口貨物只容許本國船或原產國船裝運，並稱之為「保護政策」，但又強迫其他國家洞開國門，任由他們自由離去和壟斷，是雙重標準的做法[2]。

乾隆年間英國使臣馬戛爾尼曾經向清朝提出六項要求，當中包括：

• 要求英國貨船能到浙江、天津等地收泊；
• 要求在北京設立商行；
• 要求在珠舟山佔一島嶼，以便英國人居住和收存貨物；
• 要求在廣州城劃一地方居住英國人，或者居住澳門之人出入自便；
• 要求准許英商從廣東內河航行澳門，貨物不納稅或少納稅；
• 要求確定關稅條例。
  

乾隆帝隨之覆書批駁英國使臣的要求，有學者認為雖然信中表現出有妄自尊大的一面，但一些史學家往往斷章獨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這句話證明清朝「閉關鎖國」，但對英國侵犯中國領土完整及關稅自主的六項要求卻避而不談。另外亦指出清廷限制英國只能在廣州一口通商，是為了防止澳門被霸佔的情況重演，一些國家仍然可到四口通商[2][1]。亦有美國學者指出乾隆當時不僅熟悉西方地理，同時也清楚當時歐洲法、俄兩國內部的情勢，認為乾隆是故意展現他對遠方的英國興致缺缺，因為當時的清朝整體來說是一個和平且富有的國家，乾隆皇帝一方面年事已高，心有餘而力不足，此外似乎也沒有迫切的需要去了解西方。清朝也認識到英國在印度與廣州的勢力，只是受限於不同語言的信息在中譯上的整合有困難，以及清朝邊疆政策較為分權化的限制等等，因此清朝對英國的認識仍屬有限，但並非如過去所想的對外界一無所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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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年苏丹国是15-18世纪马来半岛一个古国。中国明代张燮《东西洋考》称之为大泥[1]。北大年苏丹国建国于1474年前后，1786年为暹罗所灭[2]。


起源[编辑]

北大年苏丹国的创建历史已不可考，但有许多民间传说。根据成书于1612年的《马来纪年》记载，曾有一个名为Koda Mahalingai 的宫堡，国王名罗苏梨花门。暹罗王子昭室利盘沙，率兵攻陷。昭室利盘沙命堪舆家选择吉地建筑宫殿，堪舆家找到一处海滨吉地，有渔夫茅舍一间，渔夫之子名为大泥(Tani)，其父人称爸大泥（Patani)，建城堡名之为Patani（北大年）。据许云樵考证，时在1474年前后。[3]。

全盛时代[编辑]

北大年王国到了女王即位后进入全盛时期。明张燮《东西洋考》《大泥考》记载：

万历年间（1573-1619），国王病卒，无子，族众争立，国中相诛杀俱净，乃立其女为王。

161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给万丹总办的信件记载

此乃一古国，常朝宗暹罗王，现在为一女王统治，她是前王之女，现年约三十。政治修明，外侨不感麻烦

女王当政时代是北大年王国繁荣昌盛的黄金年代，当时正逢满剌加被葡萄牙人占领，实现苛政，无论西方殖民者或當地土著居民都畏惧葡萄牙殖民政权。而柔佛立国不久，政治不稳定，商人不愿前往。唯独北大年王國，人口昌盛，商贾云集，凡中国、荷兰、日本、葡萄牙、英国等国商人，无不聚集北大年进行贸易，北大年成为当时马来半岛的大都会，远非半岛上其他都市可以比肩。孟加拉和满剌加商人，运衣料到北大年贩卖，爪哇运来檀香，婆罗洲贩来龙脑香，蜜蜡换取铜铁和钢，暹罗运来金铅和米粮，换取各色布料占城和真腊运来沉香，中国运来丝绸，花缎，瓷器，铜铁器皿等，换取胡椒，黄白檀香，皮革，象牙和水牛角。[5]

北大年通行马来语（包括北大年-馬來語方言）、暹罗语（泰語）以及華語。当时在北大年的暹罗男子，常以二三颗银丸镶入阴茎。北大年土地肥沃，鸡每天下蛋两个国中粮食丰收，凡米，牛羊鸡鹅鸭野兔和猎物，应有尽有，盛产红毛丹、香蕉、石榴、柑橘等水果，海产有龙虾和牡蛎；还出产药材、五金和宝石。国中房屋，多为竹造。宫殿有木栅围绕，回教堂以砖造，内壁涂金，有大立柱，上刻经文，中间是雕刻涂金的经坛。[6]。

参考文献[编辑]

• ^ 张燮《东西洋考》卷三 《大泥考》
• ^ 许云樵 二一页，九三页
• ^ 许云樵 一三至一四页
• ^ 许云樵 二二页
• ^ 许云樵 第三章 《全盛时代》
• ^ 许云樵 三六-三九页
  

• 许云樵 《北大年史》1946年 新加坡世界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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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洋考》明张燮著，成书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明代的東洋係指南海東部及附近諸島，反之則稱西洋。

內容體例[编辑]

《东西洋考》全书12卷：

• 卷一至四西洋列国考，记叙交阯、占城、暹罗、下港、柬埔寨、大泥、旧港、麻六甲、哑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馬神、迟闷等国的地理、历史、气候、名胜、物产。
• 卷五、卷六东洋列国考、外纪考记叙吕宋、苏禄、貓里務、沙瑤、呐哔啴、美洛居、文莱、日本、紅毛番等国的地理、历史、气候、名胜、物产。
• 卷七至十二记叙饷税、稅璫、舟师、艺文和逸事等项目。
  

张燮博览群书，《东西洋考》中引用不下百余部书籍，其中包括《水经注》、《宋史》、《唐书》、《元史》、《岛夷志》、《大明一統志》、《瀛涯胜览》、《真腊风土记》和多种海道针经。

版本[编辑]

• （明）万历刻本
• （清）四库全书本
  

............................




海道针经是明代航海导航手册，包括每一条航线的罗盘导航、天文导航和地文、水文记录。




明代航海罗盘24方位图




24方位指南针导航[编辑]

元、明、清用于导航的罗盘是24方位水罗盘。這種技術利用8個天干(10個天干減去位於中間的“戊”和“己”)、12個地支、及八卦的四個方位，将航海罗盘圆周分为24等分，使方向能夠準確地指示。

下表将明代航海罗盘用度数表示。

• 子 正北 0 度
• 癸 15 度
• 丑 30 度
• 艮 东北 45 度
• 寅 60 度
• 甲 75 度
• 卯 正东 90 度
• 乙 105 度
• 辰 120 度
• 巽 东南 135 度
• 巳 150 度
• 丙 165 度
• 午 正南 180 度
• 丁 195 度
• 未 210 度
• 坤 西南 225 度
• 申 240 度
• 庚 255 度
• 酉 正西 270 度
• 辛 285 度
• 戌 300 度
• 乾 西北 315 度
• 亥 330 度
• 壬 345 度
  

单针罗经[编辑]

单针罗经只用一个方位，并冠以“单”字，例如：单辰针（120 度），单酉针（正西 270 度）。有的航海图用“丹”字代替“单”字，丹酉针同单酉针。例如《郑和航海图》中“太仓港口开船用丹乙针”就是说“太仓港口开船用指南针105度方向航行。”

双针罗经[编辑]

关于双针罗经用于航海的记录，最早出现在元代周达观所著的《真腊风土记》：“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过昆仑洋入港[1]。”

明代海道针经种绝大多数情况下用双针罗经表示航行方位，当罗针摆动在两个方位之间，用相邻二方位表示其平均值，例如乙辰针（= 105度和120度的平均值 = 112.5度)。明代掌管船上航行方向的火长巧妙地利用双针罗经把24方位罗盘变成48方位罗盘(方位度数差为7.5度)

• 子癸 7.5 度
• 丑癸 22.5 度
• 丑艮 37.5 度
• 艮寅 52.5 度
• 甲寅 67.5 度
• 甲卯 82.5 度
• 乙卯 97.5 度
• 乙辰 112.5 度
• 辰巽 127.5 度
• 巽巳 142.5 度
• 丙巳 157.5 度
• 丙午 172.5 度
• 丁午 187.5 度
• 丁未 202.5 度
• 坤未 217.5 度
• 坤申 232.5 度
• 庚申 247.5 度
• 庚酉 262.5 度
• 辛酉 277.5 度
• 辛戌 292.5 度
• 乾戌 307.5 度
• 乾亥 322.5 度
• 壬亥 337.5 度
• 壬子 352.5 度
  

对坐[编辑]

海道针经中另一种常见的术语是“对坐”，指地理标志甲和地理标志在罗盘上两个相对180度方位。

时间和航速[编辑]

明代航海图中的时间间隔用“更”来表示。一昼夜有十更，一更 = 2.4 小时，用燃香测量时间间隔。

航速估计法:从船头扔下一木片到海中，人往船尾走，如果木片与人同时到达船尾，船速就是标准速度，然後再根据水流训逆修正。

《郑和航海图》中“太仓港口开船用丹乙针一更平吴淞江，用乙卯针一更到南汇嘴。”就是说“太仓港口开船用105 度方向，一更（2.4小时)时间到吴淞江，再往97.5 度方向航行，一更时间到南汇嘴。”

水文测量[编辑]

海船航路上危险地带的水深、海船停泊处的深浅对舟师也十分重要。

宋代舟师已经作水文测量。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中写道：“过七洲洋，舟中测水，约七十余丈”，测水深时附带检验海底的状况是沙底还是泥底：“凡测水之时，必须视其底，知道是何等沙泥[2]。”

明代海道针经中的测水法和宋代一脉相承，测水深使用长几十丈的绳索，吊一铅球从船边放下水中测量。长度单位用托；“长如两手分开为一托”[3]，约合1.5 米。测量水深时必须从船左和船右取数。铅球底部涂蜡，可供水底泥沙的取样。

“福州五老虎门 打水六七托，过浅取官塘行船[4]。”

“淡马锡门 打水三十托[5]。” “镇海卫生太武山，打水二十托[6]。”

天文导航[编辑]参见：过洋牵星术

明代航海家海在使用指南针导航的同时还用过洋牵星术导航。

海道针经文献[编辑]

明代《顺风相送》、《指南正法》、《东西洋考》等文献都有大量针路记录。

• 广东往磨六甲：南亭门放洋，用坤未针 （217.5°）五更船取乌头山。用单坤针（西南 225°）十三更取七洲洋。坤未 （217.5°）针 七更船平独猪山。……乾亥 （322.5°）针五更船平昆宋屿，单亥针（330°）五更船取前屿，乾（315°）针五更取五屿；沿山使取磨六甲。[7]
• 台湾往日本从大港出。东南风可用丁未 （202.5°）及单未 （210°）过茄老湾线。南到青水乌水乾，可牵舵及用壬（345°）及壬子（352.5°），转变取澎湖东过。[8]。
• 七洲洋用坤未针，三更取铜鼓山。[9]
  

另外《鍼位》，全书已失，仅明黄省曾撰《西洋朝贡典录》中有若干条摘录。《渡海方程》明嘉靖十六年吴朴著，已失；明刊本《盐邑志林》中有书评。

参考文献[编辑]引用[编辑]

• ^ ［元］周达观著《真腊风土记·总叙》
• ^ 南宋吴自牧《梦梁录》
• ^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九
• ^ 《顺风相送》
• ^ 《顺风相送》
• ^ >《东西洋考》
• ^ 向达校注 《顺风相送》 55页 中华书局 ISBN 7-101-02025-9
• ^ 向达校注 《指南正法》 133页 中华书局 ISBN 7-101-02025-9
• ^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九 173页 中华书局 ISBN 7-101-02029-1
  

来源[编辑]

• ［明］《郑和航海图》，向达整理 中华书局
• ［明］《两种海道针经》 ，向达整理 中华书局
  

參見[编辑]

• 过洋牵星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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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洋牵星术，是一種經由觀測星象，決定所在緯度，用來作為船隻導航的古代航海法。在明代郑和航海图中記錄下這個技術。


歷史[编辑]

中国在汉代已有觀星导航技术。在《汉书·艺文志》已记载《海中星占验》、《海中五星经杂事》、《海中五星杂事》、《海中五星顺逆》、《海中二十八宿国分》、《海中二十八宿臣分》、《海中日月慧虹杂占》等海上观星导航术的书籍[1][2][3]。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朱彧在他的《萍洲可谈》中写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可知中国的航海家很早就利用天文观察来导航了。到了明代观星技术更进一步发展成为定量测量——过洋牵星术，普遍用于航海导航。明、清的海道针经多包括用过洋牵星术测量的星座高度。

日本學者認為，這項技術起源於阿拉伯人在印度洋航行技術。在元代時傳入中國，被作為針路指引之用。但是明清時代很少使用這項技術[4]。

牵星板[编辑]

过洋牵星术中的基本工具是牵星板。明万历二十五年李诩在所著《戒庵老人漫笔》一书中写道：“牵星板一副，十二片，乌木为之，自小渐大，大者长七寸余。标为一指、二指，以至十二指，俱有细刻，若分、寸然。又有象牙一块，长二寸，四角皆缺，上有半指、半角、一角、三角等字，颠倒相向，盖周髀算尺也。”

牵星板的使用法：手持一块牵星板在一定距离，对准水平线上方天体，以牵星板底线对水平线（“平水”），以上端对准天体为度，如果用的某指牵星板，天体高度便是某指。

一指还可细分为四“角”。一指合今日1度36分，一角合24分。

• 1指 水平线上 1度36分
• 2指 水平线上 3度12分
• 3指 水平线上 4度48分
• 4指 水平线上 6度24分
• 5指 水平线上 8度0分
• 6指 水平线上 9度36分
• 7指 水平线上 11度12分
• 8指 水平线上 12度48分
• 9指 水平线上 14度24分
• 10指 水平线上 16度0分
• 11指 水平线上 17度36分
• 12指 水平线上 19度12分
  

明代过洋牵星术常用的星座包括北辰星、织女星、布司星、水平星（船底座α星）、北斗星、华盖星、灯笼骨星等。

郑和航海过洋牵星图



郑和航海过洋牵星图之一

《郑和航海图》中有四幅过洋牵星图。其中一幅题为“忽鲁谟斯国回古里国过洋牵星图”。

• “忽鲁谟斯回来沙姑马开洋，看北辰星十一指（水平线上17度36分），看东边织女星七指为母（水平线上11度12分），看西南布司星八指平（水平线上12度48分）丁得把昔，看北辰星七指（水平线上11度12分），看东边织女星七指為母（水平线上11度12分），看西北布司星八指（水平线上12度48分）。沙姑马开洋看北辰星十一指平水（17度36分）。丁得把昔过洋看北辰星七指平水（水平线上11度12分）。[5]”
  

參見[编辑]

• 六分儀
  

参考文献[编辑]

• ^ 郑鹤声、郑一钧编 《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 上卷 113页 ISBN 7-5027-5376-7
• ^ 班固《汉书》卷三十
• ^ 《艺文志》345页，中华书局，2007，ISBN 978-7-101-05703-4
• ^ いしゐのぞむ. 日教授：馬投書外媒談釣魚台歷史，錯了！. 2015-08-27.
• ^ 向达《郑和航海图校注》，中华书局，ISBN 710102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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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土桃山時代又稱織豐時代，是1568年至1603年之間，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稱霸日本的時代。起於織田信長上洛扶植最後一位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昭為其傀儡，終於德川家康建立江戶幕府。以織田信長的安土城和豐臣秀吉的桃山城（又稱「伏見城」）為名。

他們作為強大的軍人，擊敗了其他大名，統一了日本，成為統一日本的實際政權的領導人。三位主要人物相繼成為這個時期的主導者：織田信長（1568年至1582年）、豐臣秀吉（1582年至1598年）、德川家康（1598年至1603年）。他們透過與京都朝廷的合作取得政治上的實權，並以天皇的名義征伐全國其他不服從的大名，即中國所說之「挾天子以令諸侯」。

織田信長時期[编辑]

永禄11年（1568年），當時實力雄厚的織田信長率大軍上洛京都，扶植長期流亡在外的足利義輝之弟足利義昭成為第十五代幕府將軍，挾其為傀儡以號令天下。足利義昭並不甘心作織田信長手中的傀儡，後来暗中聯絡各地勢力大名，意圖挑戰織田信長的權威，導致他於天正元年（1573年）被後者流放趕出京都。室町幕府至此滅亡，開創了安土桃山時代。信長在琵琶湖畔的安土建造了達七層高用石頭牆壁圍著的城堡。城堡可以承受火槍的攻擊，成為戰國時期的標誌。信長授予被征服大名封地，清除免稅商業的障礙，把受貶抑的宗教團體和商人拉攏到他自己的軍事體系中，因此增長了自己的實力。他通過大規模的戰爭控制了全日本大約三分之一的令制國（州），還設立並實施了一系列的行政管理制度，例如系統的村莊組織，稅收和標準化的量度。同時，其他的大名——包括已經被信長征服的和他控制之外的——也建造了他們自己的極其堅固的城堡並使他們的駐軍現代化。1577年，信長派他的主要戰將羽柴秀吉去攻佔西本州中國地方的十二個國（州）。1582年，當信長帶領少數隨從從安土出發前往救援秀吉的時候，當到達京都並借宿歇息在本能寺一晚時，被信長先派去本應該去支援秀吉的明智光秀發動叛亂，突襲信長歇息的本能寺，信長被迫於本能寺縱火自焚而亡（參見本能寺之變）。

豐臣秀吉時期[编辑]

安土桃山時代的日本，約1582年

織田氏

豐臣氏

敵對大名

其他地區

日本貿易的荷蘭人

羽柴秀吉在山崎之戰擊敗明智光秀後，成為信長未成年後嗣的保護者之一。1584年，秀吉消滅了其他三個保護者，完全控制了京都，成為信長無可爭議的繼承人。羽柴秀吉生出生是沒有姓氏的平民，原名木下藤吉郎，他曾被藤原家收為養子，後來被天皇賜姓豐臣，並得到了關白的職位，這意味著全日本的內政和軍事都為他所控制。之後的一年中，他維持了與九個主要大名中三個的同盟，並繼續在四國和北九州的統一戰爭。1590年，豐臣秀吉發動小田原之戰，戰勝了控制東本州關東地區的最後一個敵手，剩下的大名都投降了，日本戰國時代的戰爭就此結束。

秀吉的战袍

秀吉獨裁控制了全日本，通過直接的手段或是盟誓的陪臣。新的中央體系開始運作。國家被一個大名聯盟統一了，但是還是分散化的。再一次的分配領土成為實力的標準。作為丈量和評價土地的新的單位——石——被設立。1石大約等價於180立升的大米。擁有能生產一萬石或更多大米的土地的那些人，被定義為大名。日本全國檢地有1850萬石（1598年數據），而秀吉一個人擁有其中的200萬石。德川家康——強大的東本州大名（並不完全受到秀吉的控制）——掌握著250萬石。儘管秀吉擁有強大的力量並擔心家康所擁有的實力，德川家康的位置還是絕對的安全。秀吉試圖削弱大名的利益，例如委派德川家管理關東地區，並用可信賴的陪臣包圍他的新領土。在大坂（今大阪）的城下町，他將諸大名的妻子和後嗣作為人質，並用姻盟加強封建約束。他利用石體系和檢地重新分配全國土地。1590年，秀吉宣佈結束更進一步的階級運動或社會地位的改變，這加大了農民階級和武士（只有後者才能佩帶武器）階級之間的差距。1591年，他有計劃的讓養子(秀吉姊姊的兒子)秀次當上關白，自己作為太閤攝政。秀吉被稱為「天下人」，從尾張中村的一介平民開始，達到權傾天下的高位，遺憾的是一直沒有親生的子嗣。五十七歲才由側室淀君生下第二個兒子豐臣秀賴(第一個兒子豐臣鶴松三歲時夭折)。老來得子的秀吉對此子非常的溺愛，此時秀吉所有的行動，都以將天下傳給秀賴為目的，在他生命結束之前，秀吉為了平衡權力，試圖透過制度的設計，讓大名們宣誓效忠並輔佐秀賴直到其可以執政為止，這個制度包括：「五大老」（武將出身，以德川家康和加賀百萬石的前田利家為首，負責決定政策），向秀吉宣誓維護和平並支撐豐臣家；「五奉行」，以石田三成等事務官為首，制訂日常工作方針和行政上的事務；「三中老」，維護大老和奉行之間的和睦。臨死前已瀕臨瘋狂的秀吉，甚至要求大名們立下誓書。

1592年，豐臣秀吉率領了20萬的軍隊侵略了朝鮮，他的最終目的是要侵略明朝。他的軍隊在半島上迅速蔓延，直到在朝中聯軍面前慘敗（參見壬辰衛國戰爭）。在和平會談期間，秀吉要求分割朝鮮半島，自由貿易，並讓一個中國公主成為日本皇后。但日本的要求被中國給拒絕，於是和平的努力完結了。1597年開始了第二次入侵朝鮮，但是隨著1598年因秀吉的病逝，日本全軍撤退而結束。

後期[编辑]

1598年8月18日，豐臣秀吉病逝於伏見城，享年62歲。死前他亦已託付前田利家監視德川家康及輔佐豐臣秀賴。而入侵朝鮮半島的日軍在接獲德川家康為首的五大老命令及以石田三成為首的五奉行安排下，向明朝隱瞞了秀吉的死訊，隨後與明朝議和並逐漸從朝鮮撤軍。可是這兩場戰爭日軍損失巨大；元氣大傷，此役也埋下了德川家康日後成為征夷大將軍的一個重要伏因。而日本與朝鮮的關係，到1607年才恢復正常。

豐臣秀吉死後，由於繼位的是只有六歲的豐臣秀賴，以德川家康為首的五大老命令及以石田三成為首的五奉行隨即出現嚴重的權力矛盾，因而引發了關原之戰。交戰雙方為德川家康率領下的東軍以及石田三成等組成的西軍。最後，在西軍叛將小早川秀秋的叛變的情況下，這場戰爭在一天內就分出了勝負，德川家康取得了日本的統治權，三年後成立德川幕府。

藝術文化與貿易[编辑]

濃繪的特徵展現－『檜圖屏風』狩野永徳

桃山藝術（1573年至1615年）以秀吉在伏見（京都南方）修建的城堡小山為名，在這時期十分繁榮。這個時期由于對世界產生了興趣，以大都市為中心的經濟發展，商業手工業者地位上升使得此時的藝術顯得富麗而奢華。華麗的城堡建築和室內裝飾，用金葉子修飾的彩繪屏風，展現了大名的實力和財富。南蠻貿易有所發展，外來的「南蠻」（即歐洲人）產品的使用變得很普遍。

1587年，豐臣秀吉佔領了長崎，這是日本與外界接觸的主要地點。他控制各種貿易團體，並試圖管制全部的海外活動。儘管中國拒絕了他擁有的貿易特許權的權利，但是秀吉還是成功的把商業使節送到了現在的馬來西亞，菲律賓群島和泰國。由於一些不良天主教信徒把日本人販售到歐洲的人口販賣行逕曝光，天主教被宣布為邪教，傳教士在日本的傳教活動從此被禁止，這間接導致了發生在九州的切支丹一揆。

參見[编辑]

• 日本戰國時代
• 安土桃山時代人物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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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支丹是日本戰國時代、江戶時代乃至明治初期對日本天主教徒的稱呼。「吉利支丹」一詞源於葡萄牙語「cristão」，最早指的是信仰基督教的信徒，後來專指使用日本語的基督徒。

戰國時代，聖方濟·沙勿略來到日本傳教，不少大名皈依了天主教，並支持天主教在其領地內的傳播。1587年，豐臣秀吉頒佈《伴天連追放令》，定天主教為邪教，禁止天主教的傳播。多數大名被迫改信佛教和神道。

文祿慶長兩戰後，在日被抑留朝鮮人多數，改宗吉利支丹。

江戶時代後，幕府於1613年發佈禁教令，將天主教大名有馬晴信處死，高山右近流放菲律賓。此後，幕府對天主教徒進行**，將他們蔑稱為「鬼利死丹」。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之後，為避綱吉之諱，改稱為「切支丹」，蔑稱「切死丹」。

1637年，九州地區爆發島原之亂，被幕府鎮壓。幕府對支持天主教的人士進行搜捕，而天主教徒的活動亦轉入地下。

如今，「吉利支丹」一詞一般作為對當時天主教大名或者偽裝放棄天主教信仰而在地下秘密活動的人士（隠れキリシタン）的稱呼，日本天主教徒往往不會自稱「吉利支丹」。尤其是當年被江戶幕府**最為嚴重的長崎縣一帶，因「吉利支丹」一詞的歷史原因，被天主教徒視為侮辱性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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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天連追放令是日本安土桃山時代的一個驅逐外國傳教士的法令。「伴天連」是「Padre」的日文舊譯，在葡萄牙語中是神父、傳教士的意思，「追放」是放逐的意思。

這項法令於1587年7月24日由豐臣秀吉下達，驅逐外國傳教士出境並且將傳教與南蠻貿易嚴厲區分開來，對信仰基督教的大名進行限制，希望他們放棄基督教信仰。

豐臣秀吉發佈這個法令的原因是基督教勢力正不斷擴大，他擔心吉利支丹（日本基督徒）發動類似於一向一揆性質的叛亂。此外基督教教義與神道、佛教的衝突，以及部分歐洲人拐賣日本人當奴隸，也促使了豐臣秀吉發佈這個法令。

伴天連追放令的原本出自《松浦家文書》，現藏於長崎縣平戶市的松浦史料博物館。

参见[编辑]

• 禁教令
• 吉利支丹
• 宗門改
• 踏繪
• 圣菲利浦号事件
• 日本二十六聖人
• 高山右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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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繪是日本人在德川幕府時期發明的儀式，目的是為了探明外人是否基督徒。踏繪有背棄基督教的意思，禁止基督教時曾經下令要所有教民踐踏以示叛教，違抗者處刑。在禁止基督教後亦用於測試進入當地的荷蘭人是否傳教士。[1]




菲利普·弗蘭茲·馮·西博爾德所繪的踏繪儀式

1612年，江戶幕府將軍德川家康下令禁止基督教。1619年，德川秀忠又在全國各地的高札場發佈禁教令。

1629年，幕府發表了「踏繪」命令，命令所有的基督徒每年都要踐踏基督教聖像以示背棄基督教，拒絕者則被當作基督徒逮捕處罰。關於踏繪這個儀式的提案具體是誰提出的，至今仍是個謎，有荷蘭人提出說、澤野忠庵提出說等等不同的說法。[2]

在江戶幕府的高壓政策下，有些吉利支丹（基督徒）不得不改變宗教信仰（宗門改），另一些則秘密繼續信仰基督教。此後，江戶幕府亦用於測試來到日本的歐洲人是否為傳教士。

1856年，長崎、下田等通商口岸廢除了踏繪這個儀式，但對吉利支丹的鎮壓政策直到明治維新後仍在繼續。直到1873年日本明治天皇廢除了對基督教的禁令，踏繪這一儀式才退出歷史舞臺。

踩踏物[编辑]

踩踏用耶穌像

踩踏用瑪利亞像

多是耶穌像、瑪利亞像或十字架。

相關文學[编辑]

在文學名著《格列佛遊記》中，提到日本要求入境外國人踐踏十字架。

參考文獻[编辑]

• ^ 踏繪以商圍政的歷史教訓
• ^ http://www.nchs.nagasaki-city.ed.jp/oranda/endou/fumie.html
  

• Gulliver's Tra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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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弗蘭茲·馮·西博爾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1796年2月17日－1866年10月18日），德國內科醫生、植物學家、旅行家、日本學家和日本器物收藏家。他是日本第一个女医楠本稻（Kusumoto Ine）的父亲。

菲利普·弗蘭茲·馮·西博爾德生于德國巴伐利亞的符茲堡城中一個醫生傢庭。他的祖父、父親和他的叔叔都是維爾茨堡大學的醫學教授。西博爾德於1815年在同一大學開始學習醫學。

1822年西博爾德開始作為外科醫生服務于荷屬東印度軍隊，駐紮在巴達維亞。在這裡，他引起了總督的注意。西博爾德已設法在很短的時間內學會了荷蘭語和馬來語，並非常專注于自己的工作。他似乎是派往日本的理想人選。在這個過渡時期，日本仍然是一個與世隔絕的未知力量。貿易只允許通過出島——長崎海灣的一個小小的人造島上的荷蘭貿易站進行。

1823年西博爾德抵達出島負責蒐集日本列島上的信息，社會和政治結構以及調查擴大現有貿易的可能性。外國人都不准離開貿易站，但作為一個醫生，他另有機會。西博爾德治愈了一個有影響力的地方官員，他獲准在貿易站以外做點小事情，以及應日本患者要求上門服務。

他還立即與日本醫生和科學家進行了聯繫。其中有些人已經能讀寫荷蘭文並被稱為蘭學家（Dutch scientists）。日本官員曾鼓勵一小群科學家學習荷蘭文以看懂荷蘭人帶來的書籍和地圖之類的禮物。西博爾德的房子迅速變成了舉辦講座、會議和進行討論的集會點，而東道則被看作是西方科學的專家。在這些接觸的基礎上，荷蘭語成為了通用語，使日本獲得了接觸西方科學和發明的通道。此亦即西博爾德于1824年在出島外開設的教授蘭學的鳴瀧塾之功能。

楠本滝（1807年–1865年），西博爾德的日本妻子。

西博尔德的女儿楠本稻（Kusumoto Ine，1827年-1903年）, 第一个日本西方女医生和日本皇后御医。

西博尔德医生的肖像和住所，在长崎鸣泷。

西博爾德作為一個普通醫生也贏得了讚譽，並在貿易站附近廣大地區上門治療。他不被允許通過服務接受付款，但心懷感激的患者們贈給他物品和文物作為替代。這是他的民族志收藏的基礎。繼揚·科克·布洛霍夫（1779-1853）——1818年至1823年間的出島主管，以及藏書家Johannes van Overmeer Fisscher（1800-1848）之后，西博爾德收集了許多日常家庭用品，版畫，工具和手工製品。

他集中收集植物、種子、動物以及各種日常工具。西博爾德聘請本地藝術家來將動物、物體和日常做法的圖像摹寫于紙上，並付錢給三個職業獵人以捕捉珍稀動物。在他訪問病人時，他盡可能多地收集了天然材料，並且他的學生給了他他們可以染指的所有東西。

1825年，兩名助手從巴達維亞被分配給西博爾德，他們是藥劑師海因里希·比格尔和熟練的畫家C.H.de Villeneuve。在收集物品方面，比格尔是一個重要幫助，並且在1828年後——西博爾德已不再被允許從事活動時——成為西博爾德的繼任者。

西博爾德事件[编辑]

1828年，西博爾德要到幕府走一遭，此即按東京當時的要求從長崎到江戶的所謂江戶參府。在返回出島後不久，西博爾德便準備離境去爪哇。在這許多個月的幕府旅程中，西博爾德不僅收集到許多植物、動物和文物，還擁有了日本的地圖。當這些東西數量太多時，它們被送往了出島。地圖被日本當局發現了，西博爾德隨后被控叛國罪並被指爲俄羅斯間諜。擁有地圖是被嚴格禁止的。經過一段時間的軟禁——在此期間西博爾德的許多人際關繫均被調查——之后，1829年他被驅逐出日本，並被命令不得再次進入該國。

移居荷蘭[编辑]

在此之前，他已將收藏品保存在幾個城市，遍布荷蘭萊頓以及比利時根特、布魯塞爾和安特衛普等城市的機搆中。在與家人團聚後，西博爾德決定搬到萊頓住在Rapenburg19號緊鄰運河的房子裡。這房子與植物園共臨一條運河，河對岸後來成了自然史博物館。早在1831年西博爾德就將他的收藏向公眾開放。在萊頓的幾個地點展示其收藏後，他1837年在Rapenburg的家中開了一家博物館。

西博爾德在出島時發送的自然史的材料已經通過四個船次運到了萊頓。最後一次他也隨船而行，此即1829年他本人被迫離開日本。海因里希·比格尔仍然在出島並負責隨後發送另外三個船次。這些船次，總數超過10,000項，是位於萊頓的自然博物館以及國家植物標本館藏品的核心。

利用Bürger和西博爾德運到荷蘭的大量動物，動物學家康拉德·雅各·特明克（1778—1858），赫爾曼·施萊格爾，1804—1884）和威廉·德·哈恩，1801—1855）得以充分描述日本動物群。1833年到1850年間，當他們的研究結果發表在《Fauna Japonica》上時，它使到那時為止日本那不為人所知的動物世界成了非歐洲國家中被描述得最完善的動物群。國王威廉一世對西博爾德的收藏表示了濃厚的興趣。經過多次商談，他使皇家私藏（het Koninklijk kabinet van Zeldzaamheden）與西博爾德和其他兩個在出島的重要研究者的收藏滙集起來。西博爾德的收藏被荷蘭購買，新博物館成了現在位于萊頓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前身。

西博爾德仍然作為日本問題顧問在各個國家發揮著重要作用。1859年起，他作為外交官再次前往日本，直到1862年。

• 西博爾德住宅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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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omepage.ntu.edu.tw/~bcla/e_book/75/7506.pdf   

明治時期基督教徒的武士道論之類型 與內涵∗
張 崑 將∗∗ 摘要
本文扣緊「基督教徒的武士道論」,藉由「基督教」與「武士道」兩 個相關主題,分析其間的融合類型或方式,特別是針對跨越幕末與維新兩 個新舊時代的基督教徒如海老名彈正、植村正久、新渡戶稻造、內村鑑三 等四人進行分析,他們一方面作為普世精神的上帝信仰者,一方面又都具 有舊武士的出身背景。本文先在第二節對其出身背景稍作介紹,發現明治 維新初期的基督徒,多屬與維新對立之舊藩武士。接著在第三節對上 述基督徒的「基督教武士道論」區分為「進化類型」、「接合類型」、「感 化類型」與「養育類型」等四類型,並分析其觀點之特色。最後在結論中, 提出這些基督教徒討論武士道的倫理時,不是有意忽略武士倫理的歷史脈 絡,便是注入個人太多的宗教情感之問題,同時也常擺盪於「國家主義」 與「國際主義」的緊張關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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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緣起
向來研究日本武士道的倫理議題者,不外是分析武士道與儒教、神道教、 佛教文化之間的關係,如同新渡戶稻造(1862-1933)在《武士道》一書中舉出 日本武士道的三個豐富淵源,即:禪宗、神道以及儒教。1 關於武士道與儒教 思想的關係研究,可以日本學者相良亨(1921-2000)的名著《武士の思想》為 代表。2 另外,有關武士道與禪學、神道之關係研究,筆者均曾為文處理過?a href="/home.php?mod=space&uid=158166" target="_blank">@ 個問題。3 至於武士道與基督教倫理之關係,正是由新渡戶本人及其同時代的 知名基督教徒等所提倡而有所謂「基督教武士道」之課題,日本有少數學者關 注研究,至於兩岸華人的研究則屈指可數,且多集中在個別基督教徒的討論研 究,缺乏從多人、多元性的比較研究,去深入窺探基督教徒彼此之間的武士道 論點的不同思維特色。
「基督教」與「武士道」這兩個似乎無法聯繫在一起的精神倫理或宗教意 識,卻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後,一度成為討論的焦點。不過,如果我們追溯基督 教在日本的起源,卻可發現在十六世紀日本戰國時代信仰基督教的大名(諸侯) 為數不少,其信徒數在當時可以說是東北亞之冠,乃至最終德川將軍必須要發 動一場屠殺基督教的戰爭,即所謂「天草・島原戰爭」。4 戰國時代受洗的基督教大名(日語為キリシタン大名),幾乎均在九州地區,本土出身者有大村純忠 (1533-1587)據肥前西部(今長崎縣)、大友宗麟(1530-1587)領豐後(今大 分縣,一部份在福岡)、有馬晴信(1567-1612)係日野江城主(今佐賀縣,一 部分在長崎)等三位,初期接受基督教的大名,實則有打開其領地的經濟閉塞 之窘境,並且有吸收洋商與洋教士的先進槍砲技術的現實需要,故讓葡萄牙商 人可以免稅優惠,允許宣教師在其領地建立教會傳教,甚至給予相當的封祿。 1587 年豐臣秀吉(1536?-1598)進行九州征伐之際,也是基督教大名隆盛之時 期,小西行長(?-1600)、黑田孝高(1546-1604)、高山右進(1552-1615)等 都是秀吉卓越的基督教徒之武將,九州征伐後,黑田被授與豐前大半,新受洗 的毛利秀包(1567-1601)被授與今福岡縣西南的久留米和筑後的半部,其他原 本是基督教的九州大名大友、大村、有馬等都被恢復領地。5 同時,秀吉於 1587 年發佈「伴天連追放令」(伴天連,即宣教師之意),此後,德川家康也於 1614 年嚴厲禁教,殉教者不計其數,戰國基督教大名也從此除名。關於戰國時代、 德川初期的教徒人數之統計,學者一直未有一個統一之數字,僅能以概說論之, 以全盛時期算計,有說十五、六萬;6 有說不下六、七十萬,7 數字相差懸殊, 亦未能提出有力證明,有基督教信仰的學者估計為多,無信仰者則估計為少。 無論如何,豐臣秀吉在 1587 年禁教的前後,確實是基督教在日本傳教的全盛 期,說明基督教一進入日本,深得日本人信仰者眾,若與同時期的中國與朝鮮 相較而言,堪稱盛況。
上述簡略回顧日本戰國時代的基督教發展史,對於存在於歷史上的戰國時 代的基督教大名,不禁好奇地想問:作為一名武將或武士,如何解決基督教信 仰與武士倫理的緊張性?換言之,作為一名上帝信仰的武士及作為一名必須對主君盡忠的武士,如何解決二者之間的衝突性?無奈想解決這樣的精神衝突問 題,諸多武將或武士的直接史料難尋,只能徒呼負負。不過,在明治維新初期, 許多第一批的基督教信仰者皆為武士階層出身,且都有基本的參考史料,雖然 時間已從戰國轉移到近代,但對於探索日本武士如何接受基督教的精神倫理之 課題,也是有相當特殊的意義。
明治維新後,推出一連串的新制度,產生新的統治原理,即 1882 年所頒佈 的《軍人敕諭》開頭的第一句話:「我國軍隊,世世為天皇所統率」,所以維新 以後所建立的新制軍隊,統稱「皇軍」。因此,取代舊武士道的軍人核心精神, 並不是主君,也不是藩國,而是作為大元帥的天皇。這是一種脫胎換骨的「新 武士道」,即以帝國軍隊的精神原理為核心,在幕末一批的尊皇攘夷志士所率先 提倡而具備雛形,從而在明治維新後積極地成為一個精神實體,這個精神實體 在 1905 年日俄戰爭後,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甚至有人喊出了「明治武士道」8, 以凸顯此一「偉大」的時代。在 1905 年後,「武士道」一詞已廣被使用,日本 學者菅野覺明敏銳地觀察到兩種新武士道的分野,其一是以井上哲次郎 (1855-1944)為主的「國家主義型的武士道」,另一則是新渡戶稻造、內村鑑 三(1861-1930)、植村正久(1858-1925)等基督教徒所唱論的「基督教武士道」。9 諷刺的是,前者在戰前甚為日本所主張且推廣,卻在戰後消沈;後者在戰 前雖處於被官方壓抑甚至禁制,但由於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一書以英文出 版,以及他們皆有基督教的背景,故在歐美廣為人知,並且在戰後外國學界依 然流行,甚至日本國內一些人所認為的日本武士道是這類型的武士道。
當討論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基督教武士道論」之現象時,實略可區分「武 士道化的基督教」及「基督教化的武士道」兩種論述理路。前者論述理路係指 以武士道為主,基督教為輔,嘗試改造基督教以符合日本武士道精神,這類人 士雖多以非基督教徒為主,但在太平洋戰爭興起之際,於 1941 年成立的「日本 基督教團」亦屬之,他們雖是基督教徒,反而擁護起國家主義,顯然有違基督 教的普世價值精神;至於後者論述理路係指有基督教信仰並且在其武士道的論 述中,嘗試改造武士道以符合基督教精神。本文分析重點在後者的「基督教化 的武士道」,前者有待日後專文處理。
新渡戶稻造及其同時代的基督徒,在維新後積極地思考基督教如何與日本 精神相融並存,武士道自然成為一個共融的基本元素,從而也塑造一種基督教式的武士道觀點。這一時代的基督教徒,在 1900 年代前後受到舉國上下宣揚國 體論精神、天皇崇拜、漸邁向帝國主義之路的日本,承受著「日本人的天職」、 「國家神道」等時代雰圍,不免與基督教的唯一神信仰或道德論有相當大的衝 突,如加藤弘之(1836-1916)從 1907 到 1909 年特撰〈吾國體と基督教〉、〈迷 想的宇宙觀〉、〈基督教徒窮す〉三篇著作,繼而井上哲次郎又有〈加藤博士の 〈吾國體と基督教〉を読む〉詳加討論基督教與日本國體的諸多衝突點,批評 基督教徒對國家主義的不敬, 10 引來基督教徒海老名彈正(1856-1937)、小崎 弘道(1865-1939)、富永德磨(1875-1930)等人的反論。11 特別的是,井上哲 次郎等國體派的學者也提倡武士道,並編有《武士道叢書》(1905 年),基督教 徒也有不少的武士道論著,彼此存在許多落差。不過,本文重點並不在比較這 兩派對武士道論的分歧,而是扣緊「基督教徒的武士道論」,藉由「基督教」與 「武士道」兩個相關精神倫理主題,分析其間的融合類型或方式,特別是針對 跨越幕末與維新兩個新舊時代的基督教徒如海老名彈正、植村正久、新渡戶稻 造、內村鑑三等四人進行分析,他們一方面作為普世精神的上帝信仰者,一方 面又都具有舊武士的出身背景,如何論述「基督教」與「武士道」兩種倫理的 結合方式與特質,相當值得令人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