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人类学协会（AAA）中的非难风波，以及国家研究委员会（NRC）的行动
Boas以信件（见后文引用）指控四名人类学者进行间谍活动一事引来了AAA的强烈谴责。引起这一反应的原因则在于当时人类学者群体中所出现的强烈爱国主义情绪。举个例子，在哈佛的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其顶楼在战中已经被改用为一个军事广播学校，一楼也有一部分成为了预备役训练军团（Army Training Corps）的教室。这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几乎全体都卷入了战争事务当中：Oric Bates在接受成为火炮兵的训练时身亡；Roland Dixon则在国务院进行“特殊调查”（其实也就是情报工作）；Alfred Kidder作为军官在远在法国的一支步兵队伍中服役；Charles Peabody则被委任成为教官，在预备役军官教导队（ROTC）中负责执教军事科学；还有Alfred Tozzer，他在航空部门担任职务（见Willoughby, 1919: 238–240）。这一程度的爱国狂热同样见于美国的其他人类学机构。
与此同时，美国也正在经历一场政治风潮。平民大众在外国移民问题上表现出越来越激进的排外倾向，这在1919-1920年时的“红色恐慌”中也体现了一部分。在1890年前的那个世纪里，移民主要来自北欧和西欧，而且当中只有不到2%是犹太人。但在1890-1914年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移民则基本来自南欧和东欧，这些新移民中的10%以上是犹太人。Leonard Dinnerstein（1994: 58, 77）强调，这些犹太移民在“红色恐慌”中特别受到歧视，因为当时在东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很受欢迎，因此他们也被认为与布尔什维主义有所关联。
知道这样的背景后，让我们再来读Boas的信。此信题为“作为间谍的科学家”，落款日期为1919年10月16日，发表于《国家》杂志上。在与我们讨论最相关的部分里，Boas写道（1919b: 797）：
“然而，一旦一个人利用科学作为政治上的间谍行动的伪装，一旦他在外国面前装作一个调查员，编造他的项目并请求协助，以此披上虚假的外皮来掩盖他所需要进行的政治上的秘密行动的话，那么他就侮辱了自己，而且也以一种不可原谅的方式玷污了科学。他已经被从科学家的行列里开除了。”
“出于偶然，我掌握了一些切实的证据，能够证明至少有四个人在进行人类学工作的同时也被雇为特务，他们对外国声称自己是合众国科研机构的代表，特意出访则是为了进行科学研究。他们不仅动摇了人们对于科学真理性的信念，而且他们也对科学探索做了他们所能作出的最大的背叛。因为他们的作为，以后每个国家都会不再信任从外国来访问的学者，他们想要诚实做研究的愿望也将被解读成狼子野心。”
事实上美国的人类学者社群早已知道Boas在这里所说的情况。那些被他谴责的考古学家已经为各种军事行动的成功作出了贡献，并被许多人看作帮助美国赢得这场战争的爱国者与英雄——他们是来自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简称AMNH）、华盛顿卡内基学会（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简称CIW）、田野博物馆（Field Museum）、皮博迪博物馆、大学博物馆（University Museum）和学术机构的朋友。
正如上面提到的，Boas早在写出和发表这封决定性的信函的两年前，就已经知道这些“间谍行动”，并和多位人类学家交流过他的想法。因此，在1919年10月那封信里，他称自己是最近才知道此事的行为也许显得他欠乏真诚——如果我们无视那些可能伴随着惩戒措施出现的政治策略的话。Boas在战中一向不掩盖自己对德国的同情——作为例子，我们可以读一下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那些具有强烈亲德倾向的信件（Boas, 1916）。事实上，正如Harris与Sadler所言：
“很显然，Boas用了各种手段去揭开Mason和Mechling两人身上的伪装，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两人的任务会失败得如此彻底。这失败固然起因于这两人的欠缺思虑，但同时也要归因于Boas在揭发行动上的不遗余力。”
Harris和Sadler还提供了细节，显示出Boas曾于1917年作出过努力，试图去详细了解美国在这方面的活动。这些努力包括给墨西哥的同行、官员，以及同在美国的人类学家写信。
因此在1919年，在Boas的同僚中几乎无人惊讶于他的这一指控，但他们很有可能会把这放在当时人类学界政治斗争的背景（或者，在更低的层面上）来看。他们可能会把这封信与他们所知的Boas在战争中对德国的同情、他从两年前开始就卷入的间谍风波，以及他被迫在墨西哥城国际学院（Interational School in Mexico City）与那些利用考古学家身份在中美洲刺探德军情报的研究者合作时，所遭受的苦痛联系起来。而且，那些和Boas有私交的人也知道他在亲德国组织，比如美国日耳曼学协会（Germanistic Society of America）中非常活跃，这让他显得甚至和他在美军服役的儿子们立场相违——他的一个儿子Ernst是一名美军上尉，被派到法国，率领一个医疗师在一所战地医院中工作；而他的另一个儿子Henry（Heine）则作为一名前线士兵作战（Boas, 2004: 196, 215）。
在美国的人类学家社群内部，成员们对于是否应该向Boas的信进行公开回应，以及在接下来12月将要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举行的美国人类学协会上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进行了讨论。考古学家William H. Holmes的反应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曾经因为在菲尔德博物馆里的职位与Boas有过争执。他语气强烈地把这封信斥为“泄密”和“应该受到谴责的”。他甚至提倡学界团结起来把Boas推下美国人类学界的头把交椅（Meltzer and Dunnell, 1992: xxiv）。
在Boas函件中被指控参与“间谍”活动的三位考古学家Lothrop，Morley和Spinden是美国人类学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既然Boas列出了他们的名字，想必这三位应该已为自己做了恰当的辩护。委员会的另外两位考古学家Farabee和Saville也被牵涉参与了美国军队的情报工作。刚刚为美国国务院完成“特别调查”任务的Dixon也成为涉及此事的第六人，当然所谓的“特别调查”只是情报工作的另一个幌子。因此，负责核查Boas函件的执行委员会里，至少有六人自己就刚刚从美国各种情报部门退役。Neil Judd提出了一个用以谴责Boas的决议。Roland B. Dixon，William J. Farabee，J. Walter Fewkes，William E. Gates，George B. Gordon，Samuel J. Guernsey，Carl E. Guthe，Stansbury Hagar，Frederick W. Hodge，Earnest A. Hooton，Benjamin Talbot B. Hyde，Neil M. Judd，Alfred V. Kidder，Samuel K. Lothrop，George G. MacCurdy，Sylvanus G. Morley，Marshall H. Saville，H. Joseph Spinden，Harriet N. Wardle和Harris H. Wilder投票支持该决议。投反对票的有Pliny E. Goddard，Alfred J. Kroeber，Robert H. Lowie，Nels C. Nelson，Elsie Clews Parson，Charles Peabody，Frank G. Speck，Leslie Spier，Louis R. Sullivan和Alfred M. Tozzer（Tozzer, 1920: 93–94）。最终，美国人类学会执行委员会以20比10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对Boas谴责的决议，同时还剥夺了Boas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NRC）的会员资格。
一些研究考古史的历史学家对这个结果颇感意外，因为Boas是美国人类学会的创建者之一。但是，Boas事实上似乎预料到了更坏的后果。当时《科学》杂志的编辑，前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McKeen Cattel与Boas的私交甚好。Cattell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期间因为反对校长Nicholas M. Butler的一些举措而差点在1913年被Butler劝退。因为得到系主任John Dewey和Franz Boas的强烈支持，才使Butler不得不做出让步。但是，当Cattell在1917年以哥伦比亚大学的名义写信给一些国会议员，要求他们支持“反对违背个人意愿将义务兵送往欧洲”时，在战时爱国主义气氛的推动下，Butler和理事终于在1917年10月4号将Cattell开除（Bender, 1987: 287）。Boas一开始将他的这封函件寄给了《科学》杂志，但是Cattell因为内容而拒绝发表（Lesser, 1981: 18）。因此，在前同事兼盟友Cattell拒收函件的前提下，Boas一定知道重新递交函件给《The Nation》杂志将会挑起的恶果。
Boas函件的反应需要在高涨的战争热情和狭小的人类学学界下同时解读。在爱国主义泛滥的背景下，我理解为何这么多人类学家会积极地参与这场战争。20世纪10年代晚期到20年代的早期，大众的排外孤立主义在这个国家根深蒂固。作为亲德国的犹太移民，以支持盟军对抗德国为由攻击受人尊敬的美国人类学家，必然会在公众及美国人类学会中引发不满。
在美国人类协会谴责Boas的决议中，有一项指控经常被忽视，那就是：Boas“滥用”自己的专业地位，试图利用这个信函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那个时候，为了争夺AAA的控制权，在考古学家、人体人类学家和社会文化人类学家之间正在上演一场斗争。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三个主要人类学团体的人员（美国人类学协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Science）H部门、美国民俗学会（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主要由在部门工作（美国民族学局（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美国国家博物馆（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和在哈佛受训的考古学家和人体人类学家组成。在第二个十年，由于哈佛项目的创始人Frederic W. Putnam于1915年过世，及很多新项目的涌现，Boas看到了自己重塑美国人类学会的机会。在20世纪10年代中期到20年带中期，学科内部竞争激烈，权力重新组合，而Boas正处于浪尖。
因此这项谴责有明显的弦外之音，即为争夺人类学发展方向的一场战争。George Stocking （1968: 276）提出投票在分支学科之间存在倾向：考古学家和人体人类学家同意谴责，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反对。这一描述也并不完全准确，问题在于还有4个考古学家投票反对谴责，占了总反对人数的4成，同样至少有4个民族学家投票支持。
但是，还有一些事件暗示我们不能完全忽视学科分歧这个因素。Stocking （1968: 285）指出，因为看到美国人类学会被的人体人类学家和西南部考古学家所控制，Boas在1911年之前一直远离学会。但到10年代中期，Boas决定不再忽视美国人类学会，并试图影响其发展方向。他和他的社会文化学科同事被认为试图控制美国人类学会，并把在一战时期的动作作为权利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谴责投票的目的是要阻挠Boas和他的同事妄图控制学会，重组纪律。
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探究，其中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资金短缺是开展野外研究的最大障碍。1916年春，有迹象表明美国即将陷入一战，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S）负责领导发展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NRC）以协助调解冲突。战争期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在组织科学和技术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Woodrow Wilson主席要求美国国家科学院在战后扩建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计划包括建立一个包含人类学和心理学的新部门。这个部门在1919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重组的时候建立，成为7个部门之一。这个部门被认为是获得人类学项目基金的重要潜在来源。人类学家是政治性的动物，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由此爆发：一边获得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委员对自己的好感，一边清除竞争者的派别。
由于Boas与Charles Doolittle Walcott之前在SI/BAE的矛盾，故而，当美国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NRC）的执行委员会邀请沃尔科特为新部门的委员会推荐有学识的人类学家提名时，Walcott向推荐了人类学家William Holmes和Aleš Hrdlička，而无视了Boas——这样的行为就不足为奇了——虽然Boas广泛游说希望得到委任。而基于Holmes和Hrdlička的提议，1981年该部门首份草拟决议中人类学的代表学者是优生学家Charles B. Davenport和Madison Grant。在NRC收到来自若干位人类学家关于这两位被提名人的抗议之后，他们转而邀请了AAA在下一次草案中提名候选人。为了选出代表领导新部门，AAA提名了一个小组委员会,包括Franz Boas，Aleš Hrdlička和Alfred Tozzer。但是，因为Boas及其社会文化学领域的同事们担心人体人类学家会控制NRC，他们绕过了1919年3月这次AAA小组委员会的提名，并安排AAA执行委员会提交了另一份名单，其中将Holmes和Hrdlička排除在外。
当华盛顿的人类学家们得知这一诡计之后，他们震怒了(Stocking, 1968: 292)。在一番对质之后，Hrdlička被重新添加到一份广义[1]人类学家代表的替补名单上。这样，当NRC的人类学与哲学部在1919年10月20日被组建起来时，AAA的提名人包括Boas， Dixon，Fewkes， Kroeber，Laufer以及Wissler，但还有三位广义人类学家， Goddard Hrdlička和Tozzer被单独提名。这个NRC部门的新执行委员会是由三位心理学家Walter V. Bingham, Walter D. Scott和Carl E. Seashore，以及三位人类学家Boas，Fewkes和Wissler组成。所以，及至1919年10月初，Boas和他的同事们似乎不仅仅控制了NRC委员会的人类学部分，他们还将考古学家Holmes排除在外。虽然Boas没能将人体人类学家Hrdlička排除出NRC委员会，但他一直通过反对1919年Hrdlička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NAS）院士来与之对抗(Stocking, 1968: 292)。
Holmes并没有忍气吞声。他非常愤怒，希望以牙还牙，而Boas的信给了他一个机会。在12月AAA委员会会议之前，Holmes在对Hodge的两条留言中辩称，这个国家有相当多的人“不赞同人类学领域的普鲁士式控制，故而我们决定现在推翻匈奴人（即德国人）[2]的政权”，并声称“该普鲁士式政权，这个堕落的、诡计多端的少数派群体已经统治得够久了”(Holmes to Frederick Hodge, December 20 & 24, 1919, quoted in Sturtevant, 1975: 4–5)。Holmes还写信给Lothrop，希望他确保Boas会失去他在NRC的位置(Holmes to Samuel Lothrop，December 26, 1919, quoted in Harris and Sadler, 2003: 288)。所有这些事件构成了AAA委员会会议审核Boas的信件时的氛围和背景。
在Boas和华盛顿研究者们之间的斗争中，还有另一处极端重要却总是被完全忽略的联系，即战争中的间谍人类学家们。Herman Marie Bernelot-Moens(1875–1938)是一名出生于荷兰的民族学家（其名字常常被英语化为只有Moens)，他是Boas的朋友，1918年他被司法部指控为一名德国间谍，利用人类学作为掩护在美国活动。众所周知，就在AAA开始审查Boas的函件之前，也就是1919年11月25日，Boas还在和Bernelot-Moens联系，给他一些建议以应对法庭判决的上诉。
《华盛顿邮报》上关于Bernelot-Moens初次审讯的报道提供了一些细节(Anonymous, 1919:9)：
“现在已经不存在任何秘密了，自从Moens1914年携带着一本能够在美国、墨西哥和日本入境的护照着陆美国的那一刻起，他就受到美国特工的监视。现在我们坦言，他被怀疑是一名德国间谍。”
而后，该文章写道：
“Moens来到美国并计划前往墨西哥和日本。就是在为了调查他此行的具体任务而“盯梢”他时，特工们开始接触这位教授在人类学领域不同阶段的工作。事实上，他被控获取并持有不当照片而被逮捕，而这一指控实际上中断了整体的调查，以至于这一调查的最初目的（即调查他此行的任务）到今天都没有完成。”
Bernelot-Moens于1922撰文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提供了他在1917年间谍法案下受到的指控的另外信息，文章写道调查局（BOI，后来被重组为FBI）特工称(Bernelot-Moens, 1922: 40)：
“在这位教授的影响下，许多有色人种老师公开灌输敌对原则，使得学生们在黑板上写下各种反美情绪的文字，这煽动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内战，以使德国从中获利，这些都在Meons的计划之中。他从1914年起就在国内宣扬这种情绪，并且在帝国的工资单上，他作为一名德国间谍每个月有300美金的薪水。”
从法律角度看，对Bernelot-Moens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显然缺乏足够确凿的证据以追踪整个事件。但是，在1918年10月Bernelot-Moens被拘留其间，BOI特工搜查了他的行李，发现了他收藏的一组相片，这组相片多达200左右，相片的主角是八个年青的、裸体的黑皮肤女人(Herzog, 1921: 18)。因此，除了间谍罪外，控方还指称其犯有色情罪(Bernelot-Moens, 1922: 35)。在被告人律师在法庭上出示的文件中，指出Boas及其他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因为生存的地域不同，继而形成人类物种的变化，他们收集这些相片是为了对人类变化后的生理属性作出定义，Bernelot-Moens所收藏的相片正是属于这类型的裸照。在1918年12月Bernolot-Moens案件进行法庭辨护时，Boas是提供书面证词的几个人之一，证明他们发现“这些相片具有科学及艺术的价值”。
Hrdlička是这个案子中控方的主要证人。控方证明Bernelot-Moens学历欺诈，他没有大学学历。Hrdlička作证，尽管Bernelot-Moens有Boas支持，但Bernelot-Moens是一个江湖骗子，他缺乏学术诚信，Bernelot-Moens既没有学历证书，也没有作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所具有的专业知识(Kornweibel, 1998: 199, 213, 216)。由于指控其犯有间谍罪的证据明显不足，Bernelot-Moens最终在1919年4月被控犯有色情罪。其后，Bernelot-Moens愤愤不平地写下以下文字(1922: 41)：
“史密森学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Hrdlička通过政治影响力，从一位不错的雪茄工人成为了一名人类学家，成功说服陪审团，使得在他们眼中Moens先生不再是一位科学家而是一名德国间谍，而且这些相片没有任何科学价值。”
接下来，Bernelot-Moens提起上诉，法庭发现控方无法证明他有意出售这些相片，因此，1920年3月，法庭推翻了之前色情罪的判决。
在Bernelot-Moens间谍案审讯期间，控方证人Hrdlička与辨方证人Boas对阵，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显然，这个案子和AAA谴责投票事件一起，又被作为Boas与华盛顿人类学者之间政治交锋的另一例证。1919年末 Boas积极支持一名以人类学家为幌子，在美国为德国刺探情报的欧洲同事，但在同时，Boas却谴责美国人类学家以从事人类学为借口，在拉丁美洲为美国情报机构工作，当然对于AAA执行委员会的多数成员来说，这个事实让他们认为Boas发出的怨言在道德方面很值得商榷。
楼主: 搬砖道人
发表于 2016-11-1 08:5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