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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華人沒有宗教動機促其航向海外,又需面對明清王室的 海禁政策,則其出洋動機和機制何在,值得探討。向來對於華人 出洋的動機常以推拉力量解釋,著重於中國明清以來的人口/土地比例惡化或是社會動盪等因素。但當時之人口外移現象有時不 盡然與地狹人稠或天災人禍同步,顯示其中的因果關係有待商 榷。「華南存在著社會動盪和地方機會太少的現象,但...作為家 庭計畫的移民行為,更多地依賴穩定、先例和機會,而不取決於 失序和貧困。」18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後,香港變成英國殖民地,以 及開通廈門、汕頭等條約口岸,使這些南方港口(而非上海、天 津)成為疏導華人移外的重要口岸。19其中要素就在於華南早有悠 久傳統的移民活動及由中所建立的網絡和海外在地之人脈關係, 使華南地區人民擁有資源,可以順勢掌握世局變化所提供的經濟 契機。
但若言華人移往美洲的跨太平洋網絡是屬於舊有華南與東南 亞間的延伸,則為何只有廣東人、卻無福建人遷往美洲發展?證 諸東南亞地區,華人社群中,常見閩粵並列,外加較小群的潮州 人、客家人、海南人等,但在近代美洲,卻是粵人為主,而不見 閩人。箇中原因繫於英國。英國在 1842 年中英鴉片戰爭中取得香 港之後,將之發展成跨太平洋航線的重要門戶。20英國再將香港與 廣州、澳門連結,使得粵人可由此出洋,而船隻主要就是英國之 航運公司。英國經營這條跨太平洋航線有別於西班牙的方式,改 走太平洋北部,以 1778 年庫克船長所發現的夏威夷群島為航線中 繼站。1849 年傳出北美西部發現金礦後,粵人就搭上這條航線前去淘金,隨後古巴、秘魯的農場礦區和美加的鐵路建設,強烈勞 力需求促使更多粵人沿著前輩足跡,越太平洋而去,推動 1860 年 代後美國、日本和加拿大先後加入此一航線。英國也經由東南 亞,運送華人往南非開採鑽石與金礦。後在二十世紀之初,因南 非與華南地方官員的糾紛,改而向中國北方尋找,另送河北山東 的華人到南非。致使早期南非華人九成五以上是由華北前去,而 成移外華人的特例。21
(二)社會文化面向
遷徙、居留、離散(Diaspora)牽動個別的社會與整體世界的 發展。近代以來的大量勞工、移民、難民的流動,這些都屬離散 群體。22我們於近代初期的世界史中,已經熟悉的事例有十七世紀 起的大西洋奴隸交易和非洲人離散現象,其中又包含相關議題, 如:黑奴徵募和運輸、大西洋三角貿易、歐洲殖民者於美洲建立 的大莊園社會,以及在西半球建立之非洲裔美洲人的各種社群。
1830 年代起廢除奴隸交易和隨後的奴隸解放,使得契約勞工 和自由移民起而補足勞力需求。這些勞工和移民的總數比起非洲 運往新大陸的奴隸人數更多,他們的後人對於近現代的新大陸世 界也有顯著影響。最初是因為莊園主在廢除奴隸制度後,缺乏穩
定勞力,轉而求助於契約工和移民。後來工商企業家也起而效 尤,使用契約工或移民,以填補勞力需求。23十九世紀早期至一戰 之前,五千多萬的歐洲移民移至美洲、澳洲、紐西蘭、南非和其 他地方,其中有些為契約勞工,但多數是自由移民。24另有數以千 萬的人從印度、中國等地區移至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從事種植與 採礦的工作。
http://ir.lib.ntnu.edu.tw/retrie ... _B0302_0017_13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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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非三洲之人口外移情況 (1700-1940)
資料來源: Patrick Manning, Migration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146. 中國往北移居,有些屬於鼓勵的邊境移民, 如軍屯。關於中國與歐洲移民動機比較,參見彭慕蘭、托皮克 著,黃中憲譯,《貿易打造的世界─社會、文化、世界經濟,從 1400 年到現在》(臺北:如果出版社,2007)頁 96-8。


美國南方在黑奴解放之後,曾經思考引入華工替代黑人,即 是明證。25那些棉田主人和政客在比較歐洲白人移民和華工之後, 認為馴良溫和的華工不會爭取權益,而且無投票權,將會是一群 乖順的勞動力。他們更冀望利用華工所受的低下待遇和薪資,反 制或甚至報復解放後不可駕馭的黑人。26雖然此一構想事後因當地 政局改變,親黑人的共和黨退下,改由反黑人的民主黨上臺,因 此不需要在經濟上反制黑人。但其思維反映出,奴隸、契約工、 移民,三者間在近現代資本主義與動員勞力的相互替換意義及其 對遷移的影響。
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俄國解放農奴後的情境。1861 年,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宣佈「農奴解放令」。但這命令徒有解放之 名,而無解放之實。表面上解放後的農民可脫離地主的束縛,但 其實仍受制於村社的管控和支付地主土地補償金的重擔。同一時 期,俄國為求開發新地,推動國人移居遠東,但又因歐俄和烏拉 山區的工業起飛吸納不少鄉村農民,致使遷居數千公里之遙的遠 東計畫失敗,轉而歡迎外國人。從 1860 年代至二十世紀初,大批 華人勞工流徙到俄國遠東地區與西伯利亞,主要來自中國東北省 份及山東省。華工在俄國境內,從事各項艱險的工作,如修築鐵 路,尤其是 1890 年代橫跨西伯利亞的鐵路;他們也在黑龍江以北 開採金礦;及建造海參崴的港口。27
遷移所帶來的離散議題,近年來頗受世界史研究的注意。 Philip D. Curtin 最早把「離散」(Diaspora)概念引進歷史學研 究。他的《世界歷史上的跨文化貿易》一書,將「離散社群」的 概念與「跨文化貿易」(Cross-cultural trade)緊密結合,在學界 廣泛地被引用。28根據 Curtin 的看法,當城市生活開始在人類世界 出現以後,貿易聚落(Trade settlements)也同時出現。有些商人 離開自己所屬的聚落,到其他的市鎮或城市,以外地人的身分住 下來。這些商人在異鄉定居,學習當地的語言、風俗,以及在地 生意經營方式。由於這些旅居異鄉的商人熟悉寄居地的交易模 式,因此也就能提供服務給來自故鄉的其他商人,成為這些人與 寄居地住民的「跨文化」媒介人物。他認為十七、十八世紀的歐 洲海外貿易公司,包括大家耳熟能詳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東印 度公司,也包括時代相近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所建立的貿易帝 國,都可以算是以離散社群建構貿易網絡的模式。這些歐洲國家藉 諸武力建立商館或甚至殖民帝國,以此構築他們的貿易網絡。
「跨文化貿易」的概念亦可以援引於境外華人的範疇。中研 院院士王賡武先生曾為文討論海外福建商人,沒有獲得母國的支 持,也無刻意創立組織,只靠彼此經由離散社群的互動而建立貿 易網絡。29清季以前,華人若出國不隨原船返航而居留他鄉,則失去自由回國的權利。明清在海禁政策下,既不援助移外華 人,也不會如歐洲般地支持國人在海外建立殖民地,更不會 主動採取擴張海外版圖的作為。30對照於歐洲人所建立的亞洲貿易 網絡,背後總有強大的帝國在支持、且居留地的成員擁有返國的 權利,境外華人住在離散社群,雖可接待原鄉來訪的商工旅人, 自己卻回不了國,得不到祖國的關愛,所以他們是一群無帝國支 援的商人(Merchants without empires)。他們的貿易網絡是隨機 形成,不是經過精心規劃。31
《大分流》一書也論及相似的國家態度議題。32該書認為近代 歐亞的彼長我消,在於歐洲擁有海外殖民帝國以及煤礦能源的優 勢,引發工業資本主義之興。而導致工業資本主義產生的關鍵因 素,不在於中心地區(如英國)的發展水準,也不在於國家的特 殊政策或文化特徵,而在於新大陸的殖民地。美洲所提供的額外 土地資源、奴隸制度的勞動生產力、外來人口所帶來的再生力 量,都為中心地區提供獨一無二的原料供給與廣大市場。工業資 本主義需要如下條件的週邊地帶:一、能提供充足的土地投入經 濟作物(如美國南部的棉花為英國蘭開夏地區的工廠提供原料); 二、有個規模龐大、依賴性強的市場,可以購買中心地帶生產的 成品(如種植園制統治下的美國南部及十九世紀中晚期的印 度)。殖民地的建立正好符合上述各式條件。一旦美洲地區獨立 之後,英國再利用它的第二個優勢條件:煤礦。這些豐富的煤礦
推動蒸汽機的發明,又鄰近出海口,終致突破資源限制,引領工 業革命與工業資本主義。
唐宋以來的中國,雖然熱衷於發展海外貿易,但朝政不會支 持、也不曾推動殖民地的建立。明清以後,華人選擇定居異鄉, 更被視為不忠與背叛,而不是中國勢力的延伸擴張。中國沒有出 現如歐洲海商武裝集團或東印度公司這類受國家允可,又混合軍 事及商業活動的組織團體。33《大分流》指出,歐洲海商在其商貿 發展歷程所建立的殖民帝國,幫助歐洲轉型走向工業資本主義, 其所扮演角色至關緊要。但我們檢視境外華人的歷史經驗可以見 出,明清華人移外,受制於海禁政策。若沒有海禁政策,所謂的 歐亞“大分流”是否發生、又是如何發生,或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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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華人離散社群
1.社群之政經功能 十六世紀,東南亞的華人離散社群,規模約只有幾百人。這
些男性華人與當地婦女結婚,養育後代,逐漸將人口增加到幾千 人。這主要發生在 1590 年代的馬尼拉。當時華人男子多是僑居心 態,並無長久居留之企圖,但對馬尼拉的西班牙官吏、傳教士、 軍士而言,他們迅及認識到,假如要開發菲律賓島嶼,他們需要 發展與中國的貿易,且他們更需中國的船隻、貿易商人、熟練工 匠,以便將馬尼拉建設成一個大型航海中心,並協助西班牙統治 這些島嶼。因此,他們更為歡迎華商。不到三十年內,華人人口 上升到萬人左右,算是第一個真正龐大的海外華人離散社會。
至十七世紀中,在巴達維亞另有一個華人社會,發展超越馬尼拉的華社。這是荷蘭政策蓄意造成的結果,他們想利用華商在 馬來群島、中南半島沿岸及日本之間業已形成的商業網絡,壟斷 東亞和東南亞貿易。當時荷蘭千方百計利誘華人脫離與葡萄牙和 西班牙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華人社會網絡得到荷蘭支持而發 展起來,該網絡遍布於巴達維亞以及東至摩鹿加,北至暹羅,東 北至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地區。荷蘭人一如西班牙人統制馬尼拉的 方式,控制巴達維亞的華人社會,並利用華人來鞏固其海上帝 國。34
此外,位居東北亞地區的日本與朝鮮,當地華人社會與貿易 活動也具有相當密切的關聯性。因為兩地皆以貿易商人為基礎, 進而形成華人社會。1570 年,日本幕府開放長崎做為對外的通商 港口,來自中國的商人亦至長崎進行交易。直到 1684 年清朝廢除 海禁為止,這些商人所進行的貿易,均以走私貿易為中心;在日 本國內的居住地區與貿易地區,也只限定於長崎。東北亞交易網 路是中國—日本—朝鮮三方面的三角貿易,從採購、運輸、販賣 而形成一貫系統,成本大量減少,使得華商在東北亞地區迅速擴 張其經濟勢力。
十九世紀之際,西方國家基於原料需求與貿易利潤的強烈吸 力,逼迫東亞各國開放通商港口。中國於 1842 年鴉片戰爭後,被 迫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五個通商口岸。隨後,1853 年美國的 「黑船」(美國軍艦)航行來日,要求開港通商,次年日本被迫 簽訂「日美親和條約」。此一約簽訂後,葡、俄、英、法等國要 求比照辦理,此即所謂「安政五國條約」或「安政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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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政開國」之後,限定於長崎的貿易也因此劃上休止符。 日本貿易對外開放,致使華人社會也因而從長崎擴張至日本各 地。西方商人因為語言障礙,故而依賴華人居中牽線,便於在日 本進行貿易。因此,伴隨歐美商社來日本的中國「買辦」商人、 代理人、使用人,便以港埠鄰近地區為中心,形成華人社群。
由於當時清朝與日本並無互簽條約,故無法律保障。更有甚 者,日本於 1867 年以橫濱為首,在各地實施「華僑登錄制 度」:即華人等無條約國的人必須登錄姓名、住所、年齡、出身 地、職業、來日時期等資料。其目的是為了要管制在日華人,一 旦若發生違法的情事,可藉此加以取締,而無法證明其身分者, 必須被迫離開日本。1871 年簽訂「中日修好條約」後,在日華人 之法律地位,才開始得到基本保障,他們亦可獨立從事任何經濟 活動,不必再依賴外國商社。35由此可知,移居日本初期的華人是 屬於無條約國民,處於弱勢地位,就如王賡武所言之「無帝國支 援的商人」。
相較之下,移居初期的朝鮮華人,地位遠高於日本,主因在 於朝鮮華社是在清朝的支援下所形成。1882 年 6 月,朝鮮發生 「壬午軍亂」,清朝派兵鎮壓。此時約有四十位軍商同行,日後 長期定居,從事貿易活動,朝鮮華僑社會因而開始形成。1882 年 8 月「中朝商民水陸章程」簽訂後,華商更可以長期居住朝鮮,因 此華商大規模進入朝鮮各城,如仁川、釜山、元山。
由上可知,東南亞、日本、朝鮮的華社地位各有不同,原因 之一即是清朝對海外各地的影響力不同。且由於華人移居時 間早晚有別,而清朝較晚才確立護僑政策,導致東南亞、日
本、朝鮮華社的命運不同。更有甚者,享有宗主國的地位與否, 造成朝鮮華人在地位上的特質。朝鮮的華人是宗主國民,不僅保 障在朝鮮的法律地位,更擁有自認高於朝鮮人民的意識。36
2.社群之文化交流功能 在外華人社群之建立,觸及移居引發的家庭與社會結構改
變。遷移後的聚居社群可分成兩種類型:處在外來者為多或當地 人為多之地區。前者如哥倫布之後,美洲印地安人受白人病毒與 **而大減,致使白人成多數,紐澳地區亦然;後者則屬在舊大 陸內的遷移,如歐人移到印度、非洲或華人移到東南亞,當地住 民仍多於外來者。近代時期,移外者多屬單身年輕男性,去到美 洲紐澳,因原住民人數少,因此開創眾多新家庭,他們可摒除家 族前輩陰影,成為主導者。種族、膚色、宗教、自由奴隸之別, 成為新的社會階級區隔與排序。如中南美洲殖民社會裡的土生 (Creoles)、白印混血(Mestizos)、黑白混血(Mulattos)、黑 印混血(Zambos),各自因其膚色深淺而地位有別;白人後代又 分為土生與新來者,如土生白人與半島白人。不少華人所移居的 東南亞地區,當地男女人口相近,男性華人與其女子通婚。混血 的當地新生代逐漸在十六世紀後出現,聚居形成特有的群體。又 因不斷有新來華人進入東南亞,也出現土生(馬來語為Peranakan,閩南語為 Tusheng)與新客(Totok,閩南語為 Singkeh)之別。37其間之別在於文化而非血統:對當地的認同與 權利義務,以及與當地政社聯繫的網絡。當歐人進入之後,東南 亞當地就因種族、膚色、宗教之別,而有社會階級新序。
遷移異地造成多民族的接觸之外,也帶來物質和文化的邂 逅、衝突、涵化。歷史上跨文化探險、旅行、商貿,不免帶來物 種、宗教、語文、音樂、體制、觀念之移植、交換、借用。哥倫 布探險之後帶來新舊大陸的物種交換,在世界史上具有重大意 義。美洲物種如蕃薯、玉米、花生、馬鈴薯等糧食作物,在清朝 中葉後(十八世紀之間),對中國人口增長發揮作用,使得人口 數字由十八世紀初的一億五千萬,至十八世紀末暴增為三億三千 萬。38對比美洲作物對歐洲人口所發揮的作用力,因當地對外來作 物的戒慎,要遲至十九世紀才見成效。十九世紀期間,其人口由 世紀初的近一億五千萬增到世紀末的近三億。兩個地區的人口成 長現象,造成糧荒問題並促使人口外移(見下表與圖)。至於抽象文化如語言或風俗,其與異文化之間的交流運用, 更是常見。語言流通雖然有時會與國勢強弱連結,但有時則因從 無這類物品或現象而直接借用原用者之使用方式,後者如茶葉之 名稱演變即是。中國以外地區,如西班牙、葡萄牙等地沒有生產 茶葉,因此他們稱呼茶或茶葉,常以閩南語 Te 或粵語 Cha 轉換而 呼之,概因隨著原產地商人之稱謂而出現的詞語。僑鄉如廣東臺山,因當地外移美加的人口眾多,出現轉化英語的當地詞彙,如 Pok sen(打拳,即英文的 Boxing),甚至還有臺山英文對照字 典。39這些都算此類例證。而馬來亞的土生華人(峇峇娘惹)之母 語由福建方言逐漸發展成夾雜方言以及馬來語的峇峇娘惹話 (Peranakan Hokkien)。
華人將原鄉的社會制度或文化移植到異地,再因地制宜地調 整舊有文化,其重要性不容忽視。例如原有的宗親和地域組織, 在異地更發揚光大,並增加業緣、方言、小姓聯合等各式組合的 團體。這些團體發揮重要的祭祀、接濟、安置、照顧貧病孤老等 社會功能,成為宗族制度的變種型式。風俗信仰也是此中大要。 馬來華人多承繼前代華人所帶來的傳統信仰,如拜祖先、天公、 土地公、關公、媽祖。而崇拜土地公的信仰混合當地崇拜掌管土 地的「那督公」習俗。再如西班牙人殖民菲律賓初期,對當地華 人並無強制改宗的措施,轉而輔以各式誘因,如給予皈依天主教 的華人稅收、居留權、遷移、婚姻等優惠,藉此吸引華人入教, 但華人多基於實際利益考量、而非信仰因素入教。40天主教文化 裡,受洗時要剪辮剃髮。殖民菲律賓初期,當西班牙人向華人傳 教時,華人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拒絕剪辮剃髮,所以初期
願意受洗的華人不多。這個問題甚至引起教會和菲律賓總督的關 注。最後經過西班牙國王的裁示,以其阻礙華人皈依,又阻礙日 後華人返國去傳教而認定不宜。41此外,今日西洋萬聖節與菲律賓 當地的亡靈節結合,菲國各地家庭會於當日湧進墓園追思過世親 人。在菲華人入境隨俗,前往華人義山掃墓,保持慎終追遠的精 神,並藉此聯絡家族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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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代歷史發展與華人的境外徙居
(一)政治戰事面向
現代史上的兩次大戰,都觸發華人的外遷。華人在歐戰期間 對英法俄等國所作的貢獻,鮮為人知。42一戰期間,因為人力缺 乏,這些國家不得不向外吸納勞工,以便讓其國民可以效命沙 場。英法從中國華北招募十萬名勞工到歐洲戰場服務,他們多半 來自山東、河北、湖北、安徽各省。鑒於中國的中立地位,華人 沒有直接參戰,只負責一些非戰鬥性工作,包括興建軍營、清潔 公路、起卸貨物、修機器、烹飪,以及挖掘屍體。估計犧牲的華 工近萬名,葬於法國北部、比利時,及英國普利茅斯的墓地,標
誌著華工的血淚史。俄國於 1915 年批准招募華人契約勞工的 計畫,華工不僅被派到遠東地區,還分佈各地。1915 至 1917 年的 期間,估計招募華工的人數,從 3 萬人、10 萬人至 50 萬人等,說 法不一。
這種特殊時期的勞力需求常由非華人主控招募事宜,缺乏華 人工頭的參與經營(如東南亞華社之「甲必丹」制度,「甲必 丹」即英文 Captain),因此就會在完成使命,如大戰結束後,多 數華工即被遣送回國或驅逐出境,而沒有留下組織或建立跨國聯 繫,可讓後人追隨前人足跡持續遷移。43更有甚者,招募的合約可 能已註明工作地點與薪酬,但如俄國之迫切需要勞工,致使工作 程序經常沒有受到明文規定之監督,而出現類似十九世紀苦力貿 易虐待勞工的景況。
二戰之時,勞工缺乏促使美國社會大量啟用婦女以及少數族 裔,如黑人和華人。華人受徵召或志願入伍者特別多,在本土地 區約佔華人人口的兩成,遠高於一般美國人服役的平均數: 8.6%,但夏威夷華人則稍少於平均數,原因可能與兩地華人所受 待遇不同有關。缺工問題使得華人有機會突破種族歧視的藩籬, 進入多種行業,尤其是受過高等科技教育的華人人才,藉此機會 發揮專業技能。44
一戰之後爆發的共產革命,風起雲湧之際,境外華人也不缺 席。一戰後繼續前往歐洲的華人,主要是留學生,著名者即法國 的勤工儉學會。勤工儉學運動(1919-1921 年)是由李石曾 (1881-1973 年)創設。1912 年,他最初是發起組織留法儉學會,希望讓更多窮苦學生有機會到海外讀書,半工半讀,縮減勞心勞 力的差距,擺脫傳統「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制約。一戰 爆發時,英法向中國招募勞工,李氏趁機擴大其計劃,於 1919 年成立留法勤工儉學會,約有一千五百名中國學生以此名義 留學法國。這群留學生與當時多數中國留外學生大異其趣。他們 多數來自內陸的川、湘地區,並無高等學歷背景,與前赴美日留 學生之以江浙沿海省份為多,形成對比。45
一戰之後的法國失業浪潮,迫使許多華人留學生收拾行囊返 國。但不少人宣稱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革命思想的興 趣,是在旅法期間培育起來,並有一些學生於 1922 年創立「旅歐 中國少年xxx」。他們的激進思想導致強烈的反帝主義。1925 年上海爆發「五卅慘案」時,在法的中國學生連同華工集會抗 議,呼籲撤銷外國人在中國的特權,並驅離在中國的所有外國軍 隊。
此外,華人也參與蘇聯第一個五年計畫,甚至西班牙內戰。 1928 至 1932 年間,在蘇聯的遠東地區,尤其是海參崴一帶之重建 與發展時,華工再度受到歡迎。工人白天工作,晚上就在夜校上 課,而社會主義是其中一門學科。另有「中國復興社」組織成 立,目的是訓練親蘇的華人中堅份子,為日後宣揚革命而準備。 西班牙內戰時,則有少數具xxx員背景的歐美華人受到感召前 赴西班牙,支持西班牙抗拒法西斯佛朗哥政權。46
冷戰初期,美蘇陣營壁壘分明。境外華人不論親共與否,命 運都受波及。首先,國共對峙影響及於緬甸華人。緬甸東北山區
成為xxx人與國民黨人的逐鹿舞臺。1961 年,緬甸允許中 xx隊入境並擊潰緬北的國民黨軍隊。敗軍只得向泰國撤退,殘 餘軍隊最終在泰緬邊境落腳,深化緬華人士分裂成支持臺灣或xx的態勢。第三世界的東南亞區域,獨立前後之際,有些親共的 華人遭受打擊而禍延整體華社。例如有些馬來亞華人於日本佔據 期間,支援中國抗日,甚至加入馬來亞共產黨(馬共),組織人 民抗日軍,成為要員。日軍投降之後,英國勢力重返,並打擊共 產黨人活動,致使馬共於 1948 年發動武裝革命,但事後失敗而使 許多華人被驅逐出境。47印尼華人也有類似發展。印尼在蘇卡諾領 導獨立建國之後,外交上漸向共產陣營靠攏。日後執政黨又獲得 中國之支持而蓬勃發展,得到民眾支持。1965 年 9 月 30 日印尼右 派軍人發動政變,企圖推翻左傾的蘇卡諾政權,引發暴行。因不 少華人曾是支持xxx,竟衍生成大規模的排華運動。
與此對應的是美國境內的華人。美國因韓戰關係以及麥卡錫 主義而生恐共風潮,使華人匯錢回鄉的行為被認定是通敵。前此 華人以「紙仔」(Paper sons)之非法方式入境者,在國安考量 下,遭到移民局和聯邦調查局的大肆查驗,又鼓勵相互告發,終 而有「坦白方案」(Confession program),形成一股人人自危、 冷冽肅殺的排華行徑。48
冷戰和戰後殖民地獨立所帶來的難民潮,都可見到境外華人 的身影。1949 年,印尼宣佈獨立。隨後年間,數以萬計所謂的 「東印度荷蘭人」被遣返荷蘭,其中有些具有華人血統者。到了
1957 年,荷蘭約有 1,400 名印尼土生華人。1959 至 1968 年之間, 印尼爆發了兩次排華運動,大批華人慘遭屠戮與**。暴亂過 後,有更多印尼華人移居荷蘭。越戰末期,1975 年因南越政權倒 臺,掀起外移浪潮。隨著美國的撤出,印支三邦成為共產國家, 千千萬萬的人民逃離家園,其中包括大批華人。從 1975 到 1987 年,法國收容十四萬五千名越南難民,其中 5 五成至六成是華 人;荷蘭則接納約 6 千名越南政治難民,其中近四分之一有 華人背景。49連遠在西半球的蘇利南(Republic Suriname),都有 華人出走浪潮。蘇利南是前荷蘭殖民地,那裡的華人多是客家 人,主要來自華南、香港、東南亞。目前移居荷蘭的蘇利南華人 約達 4 千人,他們是在 1975 年蘇利南獨立前不久遷徙到荷蘭,原 因是擔憂獨立後的蘇利南前途未卜,並恐懼在美洲出生的黑人後 裔之統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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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文化面向
民族主義運動與國族認同是近現代史上的一大重要議題。世 界各地華人的國族認同,與中國及其國際地位有緊密關連, 後者的變革不斷左右華人的認同歸屬。明清以來,朝廷一向漠視 華人的在外權益,但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清廷駐外人員漸具國 際對等觀念而呈請注重外人觀感,應該以國家之尊出面保護 僑民。海外華人也開始摒除棄民心態,要求駐外官員為其爭 取或保障基本權益。隨後,清廷更體認保護僑民的多重利益,如 僑匯與捐官對國家經濟之助,以及人口外移對抒解國內人口壓力的意義,因而進一步給予海外華人雙重國籍的認定,開啟華 「僑」之意涵。華人以其在外經歷,開展國際視野,推動他們對 母國國際地位的期望,而使清季末年的康梁保皇會及孫逸仙革命 黨獲得在海外發展的良機。中國對日抗戰時,海外華人對母國的 民族情感達到高潮,捐款救國是具體表徵之一,並藉此打破方言 群、宗親會、地區會館的界線。51但愛國情緒其實主要在排華嚴峻 (如北美)或是新客眾多(如東南亞)的地區,更牽扯中國國內 派系紛爭或當地的複雜族群關係,而影響其團結能量。52
至於土生華人社群,某些菁英人士,如星馬華人林文慶,則 結合民族主義和現代性。他熱衷於推動儒家思想,但那是出於文 化而非政治認同於中國,又以現代性心態教導華人參與在地事 務,提倡女子教育和禁食鴉片。他因華僑情感的召喚前往中國, 1937 年回返新馬後,卻在日本侵入東南亞時,出任日本操控的華 僑協會,擔任主席。境外華人的國族歸屬必須待至各地獨立建國 之時或社會開放多元之後,才逐漸走出撕裂與錯亂,轉向當地認 同。
林文慶的例子受多種因素糾葛,凸顯東南亞華人在當地爭取 獨立建國時之艱辛處境。東南亞現代國家的形成與民族意識覺醒 有關。如眾所知,這些現代國家多是由歐美殖民地直接轉換,第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於風起雲湧的獨立風潮中,成為新興國 家。東南亞各國的獨立運動與非洲國家有所不同,雖然前者大抵
承襲殖民地的管治邊界,但是在殖民統治之前,東南亞各地原有 其政治傳承,而不是如非洲之成為列強任意劃分的結果,因此東 南亞內部地區在殖民地時代所發生的歷史過程各異其趣。此外, 二次大戰對東南亞各國都具關鍵性影響。當地的民族主義運動在 戰爭期間受到日本扶持,隨後東南亞又為日本所佔據統治。這段 歷史雖然短暫卻複雜,是重要的分水嶺,其影響不容小覷。東南 亞住民挾其強烈民族主義,於建國之後主導政權,實施打壓華人 的政策,迫使華人走向維護自我族群的社團與文化。這些變化導 致東南亞華人的國族認同非常坎坷。
北美或紐澳地區等以白人為主的移民國家,華人也在其國家 建制的歷程中,備受煎熬。直到 1960 年代以後,這些地區受到民 權運動等多元化訴求的洗禮,才逐漸拋開過去偏頗苛刻的種族歧 見,開放移民政策並改善國內華人地位。新的多元文化政策容忍 有色人種如華人在文化思想上仍保有自我空間,成為少數族裔, 即華裔、非洲裔或日裔等。各族裔的國族認同建立在一項前提: 他們都是國民一份子,共同建立該移民國度。53
自 1970 年代以來,隨著亞洲四小龍及中國的經濟力量欣欣向 榮,「文化中國」之說順勢而起。杜維明由關注東亞經濟發展而 引發文化探索,針對儒家倫理與經濟動機、企業經營、行政管理 之間的關係進行思考,尋找華人企業成功背後之文化特性。他所 謂的「文化中國」包括三個實體:第一個實體包括大陸、臺灣、 港澳、新加坡,也就是由中國人或華人所組成的社會。第二個實 體包括散佈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第三個實體則是從廣義的文化角度來看,意指所有關切中國的國際人士,包括學界、政界、 商界,亦即在這些領域中的日本、美國、法國、俄國等各國人 士,皆屬於文化中國之圈。
境外華人屬於「文化中國」的第二實體。他們的工商藝文活 動固然受到儒家文化影響,但不可忽略的是,不論在東南亞或北 美,當地社會都曾經存有侷限與壓迫,如華人不易出任公職、擁 有土地、進入高等教育。這些現實困境導致華人走向私營企業, 更何況愈多華人經商,彼此不免藉由共同的華人文化而擴大網絡 與人脈。固然發揚華人文化有些源於致富動機,但也源於探索一 種超越政治效忠和個人經驗的共同情感與過往傳承。文化中國之 於境外華人,在於它放下內部的差異,轉而尋求彼此共通的歷史 文化,再以之朝向外來種族的壓迫。換言之,文化中國作為一個 有效的概念運作時,不只是向內的,更是向外。散居各地的華人 借用古老中國文化之資源,以抗拒嚴苛的在地壓力。因此境外華 人已經不是如杜氏「文化中國」所認知的中國社會之延伸,轉而 具有在地自發的主動性。即使近年來的中國崛起,雖可能重新激 發一些境外華人對於中華語言文化的興趣,但不應解讀為回歸中 國之國族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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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本文以十五世紀後之近現代為時序重心,探討華人之向外移 動如何與近現代史之重大發展結合,與時俱進。文中聚焦於歐人 之海上探險、貿易、殖民等活動,以及二十世紀以來的戰爭、共 產革命、獨立運動、新興國家建國發展,論述與之對照或連動的 華人遷徙、居留等社會文化變革。華人的遷徙承續近代之前的東亞與印度洋間之海上活動。自歐人來到亞洲後,在東亞海域和東 南亞的舞臺,華人是連結歐亞兩方的要角。隨著歐洲殖民地區的 經濟發展以及內部勞動力短缺,加速華人外移的動力。由華人移 外和居留的發展可以見出,伴隨著各地就業機會、族裔構成、政 治變化,再搭配華人移外網絡和在地社群,建立起華人遷徙和定 居的模式。
華人因徙居而出現的相關現象,是近現代世界史發展的要素 之一,並因人種接觸與文化邂逅而更凸顯其複雜特性。晚近的世 界史研究著重接觸、互動、交流如何影響文化發展,受關注的議 題之一即是跨文化貿易。本文也探索近代以來世界各地華人所形 成的離散社群和他們在民族自覺衝擊下的國族認同。華人的境外 遷徙和居留,不僅隨著世局沈浮,更開展新頁,尤其是帶來區域 性或全球性的持久互動,在世界史上具有深刻意涵。我們若能將 華人移外活動置於全球發展的軌跡,不論是其自身的轉變,或是 可與之對照映證的相近事例,並注意文化邂逅、聯繫、流變所發 揮的作用,將可得到新啟示。這方面的研究方興未艾,有待深入 探究,而將之融入教學內容,更是眼前迫切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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