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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日本蒙元時代史研究大致如下:一、將遼、金、元等異民族看做為統治中國(china proper) 的非漢族王朝,視其為「征服王朝」。二、猶如宋元、元明並稱一般,將元朝對中國的統治 視為單純的中華王朝之交替,視其為「專制王朝」。然而,近年以蒙古帝國時代於世界史上 具有劃時代意義,為一橫跨歐亞大陸擴展統治版圖的帝國,故應重新構築當時歷史整體樣 貌之研究成為一大潮流。在此潮流下,將漢地定位為帝國統治的根基,利用多種語言史料、 石刻史料來探究當時統治實相的研究亦累積不少成果。本論文將就以下二方面論述:首先 介紹蒙元時代透過統治中國的相關文化政策、命令文書所進行的漢地統治、江南統治等方 面具有代表性的日本相關研究;同時論述蒙元與清代的關聯性。
本論文將橫跨歐亞之元朝等四個國家,總稱為蒙古帝國。統治中國的王朝稱為「元朝」, 1206 年成立的蒙古帝國稱為「蒙元」。
有關日本戰前、戰後的蒙元時代史研究已有不少論究成果,島田虔次等編著、山根幸 夫編著、杉山正明、森田憲司等皆有詳細的論述。1本論文根據先行研究內容加以彙整分析。 又有關文化政策,已有元朝史專家櫻井美智專篇論文介紹 1990 至 2000 年初的研究動向,2故 於此不再辭費。此並非筆者之專業,故在此僅能以筆者粗淺的學識,廣泛介紹日本蒙元時 代文化政策相關研究成果。又筆者的專業主要是探究清朝中國多元的統治政治結構以及清 代戲曲文化。筆者根據自身的專業與個人所關注的課題,於此將蒙元文化政策作一彙整, 故倘有疏漏之處,亦待諸學者多方指教。
         一、回顧:關於征服王朝論
日本「東洋史」研究,在明治時代以降引進歐洲近代歷史學的風潮下,與「西洋史」 研究處於相互對置的地位。特別是滿蒙研究與滿鮮研究,當時視為日本對中國大陸政策之 一環,甚受重視,研究內容極為繁富。其中,那珂通世、白鳥庫吉、箭瓦亙、羽田亨、和田清等不少優秀學者輩出。戰後的蒙元時代史研究,可以說皆在這些前輩的研究基礎上得 以發展。
其中特別是羽田亨氏的見解,長時期影響後來日本學者對蒙元時代中國統治、文化政 策的理解。他指出,蒙元時代,蒙古人對中國文化不甚理解,以蒙古本位政策(亦即日本 學者所謂「蒙古主義」、「蒙古至上主義」)的立場來推行文化政策。3然而,吉川幸次郎氏則 由文學史的角度指出,隨著時代的推移,蒙元諸帝對漢人文化之浸潤與造詣逐漸提升,可 窺見蒙元在吸收中國文化後之改變。4日本近年元朝史研究,猶如後述,如同宮紀子氏研究 成果所顯現出來一般,各學者分別提出元朝廷積極進行中國文化保護政策之相關見解。吉 川幸次郎氏的此番見解,可謂頗具先見。
從東亞研究所編著《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說》等遼、金、元、清時代統治中國的相關 書物出版甚多看來,戰前蒙元時代史研究極為盛行。5
德裔美國學者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1896-1988)的遼代研究。6不僅對戰後日本,或 是各國中國史學界皆予以極大影響。魏復古以遼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為基礎加以整 體全面的考察,用「文化程度」的基準對中國歷代王朝加以分類。其分類如下1)秦漢、 魏晉、隋唐、宋、明等典型的漢民族王朝社會,亦即「專制王朝」。(2)北魏、遼、金、元、 清等非漢族的征服王朝社會,亦即「征服王朝」。眾所周知,魏復古氏的此一分類太過於單 純,以致受到多方批評,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考田村實造氏,7護雅夫之研究。8但是, 魏復古氏重新以「涵化」的觀點來探討非漢族王朝與中國社會接觸時,或是吸收或是抵抗, 時而孕育出前所未有的嶄新文化。此一「涵化」理論,至今在研析中華王朝上仍為有力的 分析方法。
日本蒙元時代史研究大致可分為三類。 (1)視蒙元出自於遼、金系統,後發展成為橫跨歐亞的蒙元帝國。 (2)視蒙元為統治中國的非漢族征服王朝。 (3)如同宋元、元明並稱一般,單純以中華王朝的交替視點,視其為專制王朝。 (1)此研究以本田信實為代表,9其運用波斯語,以中央歐亞為主軸,採以總合的角度來分析橫跨東歐,西亞蒙古帝國的廣大版圖,試圖重新構築歷史的整體樣貌。(2)、(3)則 以中國本土為主要考察對象,皆為探討蒙元時代於中國史上的定位問題。因對「文化涵化」 的理解程度不同而產生相異的見解。他指出,從中國本土統治方面來看,(2)是屬於遼→ 金→蒙→元→明的系統,(3)是屬於宋→元→明的系統。若以一歷史世界來看中國本土全 體,就必須將遼宋金元視為一體,才能具體掌握整個時代。10
田村實造氏從北亞歷史的觀點,將東亞全體視為一歷史世界。11他認為征服王朝的特徵 為遊牧、農耕的複合。遼以後的征服王朝,解構了北亞社會以氏族共同體為中心組織的部 族制,試圖進行中央集權化。為此,征服王朝中的專制君主、官僚與被統治階層間存在著 緊密的封建關係。征服王朝的時代,具有北亞與中國相互適應所產生的特性而孕育出不少 嶄新文化。
宮崎市定氏建構了北亞諸部族與中國文明接觸融合後而誕生了新「中華王朝」的理論。 田村氏的研究,受到了宮崎市定氏理論的影響。田村氏認為,從原有的遊牧部族的氏族共 同體形態將王朝體系化甚為重要。此外,田村還指出征服王朝更為專制,建立了強固的中 央集權體制,他藉此對魏復古氏所提出的「專制王朝」「征服王朝」的看法提出疑義。儘管 如此,至今日本東洋史研究仍以此二分類作為區分王朝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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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日本蒙元時代史研究,大多認為蒙元時代以歐亞大陸為主,結合了世界,具有 劃時代意義。也因此近年來跳脫中國史的框架,以橫跨歐亞大陸的廣大蒙古帝國的宗主國 來加以定位的相關研究逐年增加。有關於此,將於下節做一介紹。
      二、發展:杉山正明的蒙元時(代)史研究
蒙古帝國於 1206 年成吉思汗即位以來,僅數十年便發展為橫跨東歐、西亞、中亞、東 亞與中央歐亞巨大帝國。忽必烈即位後,統治中國本土的蒙元王朝,與其他三國緊密結合, 另一方面又以寬緩的帝國秩序相聯繫。
近年,杉山正明氏對歷來蒙古橫跨東洋、西洋,故大航海時代的 15、16 世紀各文明圈 始見連動的歷來一般見解提出疑義。他認為,蒙古帝國時代,於歐亞各地產生連動,使得 此一共通現象得以生發於各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蒙古時代在世界史上具有早於大航海 時代的劃時代意義。因此他積極強調有必要構築蒙古帝國時代起的陸海歐亞史的全貌。


蒙古時代史的研究深廣繁富,當然所涉及的資料語言包括了漢語、波斯語、二大史料 群、蒙古語、維吾爾語、西藏語等多語言。此外,漢語文獻不只是文言,如《元典章》等 法制史常出現的吏文,夾雜這個時代特有的口語語彙,故須具備足以翻譯蒙文直譯體風格 的白話漢文讀解能力以及元代漢語音韻素養等多樣語言能力,這正如杉山氏研究的特色, 運用語言能力,博覽研析東、西洋的各類資料。因此,杉山氏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如 下的見解,此一時代的研究應對帝國統治的實像,以及為江南、東南沿海等地帶來經濟發 展、並連結大元之整體經濟系統做深入的考察,縝密、有力地表現蒙古帝國時代。
杉山氏研究蒙古時代史的目的在於,藉由總合歐亞全體,重構當時歷史的全貌,其結 果,中華王朝在當時整個蒙古帝國下僅屬於帝國東部地區。歷來在中國史的框架下以「征 服王朝」或「專制王朝」的視點來分析元朝時,華北社會中,金至元以及江南社會的南宋、 元、明的延續性等研究出現盲點,故以杉山氏所提出的見解來分析考察,產生了新的研究 潮流。事實上,近年日本中國前近代史對於宋、元,北中國、南中國的延續性、非延續性 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以宋、金――元――明此一長期的時間軸為中心而加以分析的研究 有遞增的趨勢。
在此一蒙元時代研究的新潮流下,各國的研究機構、文獻館積極整理公開相關史料。 相較於前,資料的使用的便利性亦獲得不少改善。為此,多樣的漢語文獻外,總合性地利 用畏兀語、波斯語、西藏語等各種語言之文獻,重構蒙古時代政治史,掌握分析以遊牧國 家、遊牧官制為基礎材料的研究增加不少。
元代中國各地建有甚多石碑,在理解地區民眾、社會的實際狀況上,為重要之資料。 近年,在當地的援助下,石刻的調查更為廣泛、綿密,以此為研究資料的研究成果甚夥。
  接著在下一節將以蒙元時代史研究的新潮流為基礎來探討元朝統治下的文化政策。
   三、新潮流:從文化政策來看(日)本近年蒙元時(代)研究
歷來蒙元時代史研究指出蒙古人掌握實權,專司財務的官僚多任用西亞出身的色目 人,蒙古人、色目人為蒙古帝國統治的主軸。其結果形成了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嚴密 的階級制度。在施行「蒙古本位政策」,漠視傳統中國文化非漢族的統治下,漢人文人階層 的地位下降,而傳統中華文化不受重視。
然而,關於元朝統治下的社會階級制度,舩田善之氏重新加以探討,他認為非漢語史料中並未特別區分色目人,仁宗重新舉行科舉之際,並列記載蒙古、色目、漢人、南人, 對不甚了解漢文化者列為色目人。13另外,櫻井智美氏指出,駐紮於慶元的軍戶葛邏祿人, 因已不需從軍而開始學習儒家文化、培養詩文素養,以參加科舉考試。14上述的實證研究?a href="/home.php?mod=space&uid=158166" target="_blank">@ 示,蒙古帝國沒有嚴密的階級制度,而歷來對蒙元漠視儒教等中國文化的理解本身則具有 疑義。
日本的蒙元時代史研究出現了轉換期,對歷來以「宋明」「元清」漢族王朝、非漢族王 朝的分類所見的時代觀、王朝觀出現了重新探討的趨勢。為此,自王朝延續、非延續的一 面,金――元一連串的歷史開展等視點來探討江南社會由南宋至元――明的連續性等問題 的相關研究逐漸成為主流。
本節特別介紹以下幾點1)大都城相關研究(2)元朝其他地區社會的實際狀況―― 華北社會與江南社會(3)科舉、出版事業等相關的文化政策。(4)並簡單介紹近年就蒙元 帝國出版事業多方的考察,對日本東洋史學界予以極大影響的宮紀子氏的《モンゴル時代 の出版文化》。
(一) 大都城相關之研究
杉山氏對蒙古帝國元朝大都城在空間結構上所發揮的作用有不少論述。杉山氏認為、 大都透過大運河通往江南、藉此通往海域與東南亞、西亞結合。15另一方面,從上都越過蒙 古高原,通過陸上交通與東亞、東歐相結合,元朝可汗定期巡幸大都、上都,使得此二處 成為海陸大動脈,於帝國內形成了廣大的都市圈。
近年來大都城與其近郊進行挖掘,不少遺跡、遺物出土。有學者以此為基礎加以探討, 如渡邊健哉探討了元朝至明朝初期,大都城的構造與都市空間的變遷。16此外,渡邊氏還探 討了大都科舉相關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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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坂智子氏探討了大都的「遊皇城」,此祝祭肇源於佛教儀禮。17其雛形源於中國六朝時期,南宋臨安亦舉行,而元代則受到遼、金時代在華北舉行的都市巡幸祭之影響。此都 市巡幸祭的遊行行列由民族、宗教的角度來看,實顯現出「混一華夷」的實際情況,而遊 行行列於皇城內的巡行路線,則表現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互成一體。可以確認的是,自唐 代後半期至宋代在國都皇帝與百姓形成一體的祝祭活動,亦於元朝大都舉行。
新宮學氏考察了明初朝廷決定由南京遷都至北京的決策過程以及北京紫禁城的空間結 構,探究明朝為繼承統一北亞的元朝政權。18
如上所述,中華王朝在空間、時間統治上具象徵性的王宮形態,亦反映在元朝時期的 大都城,而這亦由延續至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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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元朝時(代)地區(社)會的實際狀況――華北(社)會與江南(社)會
如前所述,將元朝視為承繼金、南宋,其後由明代承繼的中華王朝為現今日本元朝史 研究的一個主流。為此,應有華北社會由金至元的繼承性以及江南社會南宋、元、明的承 繼關係的認識。在這一方面,大都以吏文與蒙古語直譯體漢文書等官撰書、文人文集、地 方志為資料來加以分析。而活用華北社會石刻史料亦獲得嶄新的成果。此相關研究,可參 考飯山知保氏的展望。19
首先,先介紹華北社會。在石刻史料所留存的蒙古語、漢語並記(蒙漢合璧)的命令 文方面,有杉山正明氏從歷史、語言方面的詳細探討成果。20村岡倫氏就現存於山西省高平 縣聖姑廟的「阿識罕大王令旨碑」的資料,從不同角度加以分析考察。21此外,舩田善之氏 就擔任傳達命令文書的開讀使臣巡禮路線詳加考察。22以上的研究,縝密地探討了元朝可汗 或分封各地諸王的命令文書以及傳至華北地區社會進而立碑的過程,使我們清楚了解到元 朝統治華北社會的實際狀況及其影響。主要是以森田憲司氏、舩田善之氏、井黑忍氏、飯 山知保氏等學者為中心的團體,持續對當地的立碑地、碑林等作縝密地調查,其研究成果 豐富。23如此綿密的調查作業,不僅對今後當地調查提供重要的資料,同時亦擴展了以石刻為研究素材的蒙元研究之可能性。 有關滅金後統治華北的元朝初期,對漢人士人階層的政策方面的研究,可參考森田憲
司氏的研究成果。24 井黑忍氏,詳細考察區田法的政策決定過程,探討由金至元的一個政策的意義產生了
何種變化。25 植松正氏對元朝征服南宋後的江南社會,很早就提出江南「豪民」的存在並加以探討。
26豪民的研究在思考江南社會南宋、元、明的延續性時為一重要課題。另外,堤一昭氏考察 江南征服後元朝的軍事體制、統治結構。27中砂明德氏則論述了唐代至明代江南社會的定位
問題。28
(三) 科舉出版事業等元朝文化政策
歷來研究指出元朝漠視中國文化,不重視中國士人。然而近年來,探討元朝儒教、科 舉等多方層面,並重新探究的論考逐漸增加。這些論考的特徵在於從華北社會遼、金、元 的延續性、以及南宋、元的延續性的視點來分析。
首先是對《新編例舉三場文選》《大科文選》等答案集的科舉資料加以分析的研究。29
元朝學校亦即廟學發揮管理知識階層的功用,牧野修二以《廟學典禮》的內容來探究 廟學。30此外,元朝時代盛行的家塾方面,有片山共夫氏等論考。31片山氏認為,元朝家塾 興盛的原因在於宋金元科舉、朱子學的需求提高、士人階層增加,元朝以學校官、吏員管 理士人,因實行了學問與政治分離的文化政策,而增加了家塾,亦即以學問為謀生的方法。
近藤一成氏分析探討宋末至元初期浙江湖州、慶元的進士的及格人數,以及士人與社 會的關聯性。32此外,櫻井智美氏,如前所述,分析探討駐紮慶元的色目人學習儒教,提高 詩文創作能力等,詳細分析當時科舉應試的實際情況。飯山知保氏考察華北地區金元時代 科舉的應試人數以及當時學習儒學的駐紮軍家系和漢人軍戶的實際狀況。此外,還論述儒 教文化亦深入影響非漢族統治下的華北社會。33另外,有關從制度等多面相分析元代科舉現 狀的研究,請參考。34
四) 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
在這之中,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一書,35以元朝出版物、出版事業、以 及儒教政策等多角度來分析元朝文化政策。宮紀子為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中國語學 中國文學專業,現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教。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 一書,獲得東方學會賞、日本中國學會賞。她的研究成果改變了歷來對元朝統治下的中國 社會、文化政策的看法。接著,將就此書做一簡單介紹。首先,第I部「蒙古時代的「漢 語」資料與繪本的登場」中,以口語漢語語彙完成的出版書物和插畫為主要研究對象,探 討蒙古朝廷文化政策以及各機關系統、科舉制度、文人動向等問題,以深入了解蒙元統治 下的中國實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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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除指出維吾爾族出身的貫雲石《孝經》的註釋書《孝經直解》文體,類似於《元典章》中之蒙古語直譯體,並論述了此書為武宗誕辰時敕命出版的經過。此外,還闡明了 武宗時期比仁宗時期更積極熱衷於振興儒教文化的實際狀況。
第二章分析考察鄭鎮孫著《直說通略》一書,本書以白話文體記載三皇五帝至宋、金 的主要歷史,藉此來探討蒙古朝廷對出版的保護政策。
第三章論述蒙元王朝中任高官要職者參與《三國志》一書的成立過程,而劉備、張飛、 諸葛亮等人的加封、追封亦與成書有密切的關係。
第四章以《老乞大》為研究資料。《老乞大》描述高麗商人於大元大都經商的過程,在 朝鮮為語言學習教科書。此以蒙古語直譯體紀錄的文書,不僅在中國,亦廣泛使用於其他 地區。現存最早的《舊本老乞大》發現於 1998 年,其語法和蒙古語直譯體極為相似,該書 是以由蒙古語寫成的《老乞大》為前提而成立的。並指出蒙古時代的文書行政影響至明朝、 朝鮮。直譯體外交文書除了在中國,亦用於和朝鮮、新疆、西藏、汶萊等各地他語言地區 交涉時,其理由在於當時廣泛使用蒙古語直譯體。
第II部「蒙元的文化政策與出版活動」,從出版的視點,來探討蒙古時代的儒學振興政 策。
第五章以「加封孔子制誥」碑文為研究對象,此為武宗下旨敕令將孔子的稱號加上「大 成」二字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所刻碑文,透過考察聖旨敕令的過程,將成宗至英宗時 代同時連同武宗文化政策加以探討,以期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第六章考察紀錄元朝學校制度的《廟學典禮》,本書使用了甚多類書的插圖以及儒教關 聯的出版物。而此書的編纂並非以現行的儒學關聯公牘為主,主要以畫來表現禮制。
第七章以程復心的四書註釋書《四書章圖》為考察資料,詳細論述國家出版的具體過 程、江南士人保舉的過程。本書首次出示了蒙古時代的國家出版制度,以及人物出仕的相 關著作,具體探討其過程中儒學提舉司與肅政廉訪司之間具有密切關係。
第八章藉由出版、科舉,來分析士人的實際狀況。探討大元王朝時代的科舉問題,以 「對策」科目為主,縝密地考察其實施內容以及參試者的書籍、學習法。
第III部「由地圖所見之蒙古時代」第九章以新發現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為研 究資料,論述地圖成立的經過、狀況,並探討日本各地流傳的問題。之後,宮紀子氏將其加 以整理,出版《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図》。36
宮紀子氏將所搜羅的龐大繁複之資料加以分析,提出嶄新的見解,其論述受到讀者的 矚目。然而,當中亦有對蒙元文化評價過高之傾向。其結果,如論述明朝的文學作品多剽 竊自蒙元時代等問題,此亦仍有待商榷之處。又第四章主要探究《老乞大》,宮紀子氏論述 此書是以蒙古語直譯體記載,然而近年,舩田善之氏,根據歷來的論說探討《老乞大》一書的文字,應為「漢兒語言」,其論說具有說服力,37據此,宮紀子氏所提出的見解,亦有 需要慎重考察之處。
以上就日本近年蒙元時代史研究,主要以文化政策做一介紹,本論文之內容為筆者以 個人所關注的課題所加以彙整,疏漏之處,亦待學者多方指教,期望此一彙整能成為了解 日本研究動向的一個契機。
結語
清朝是由狩獵社會的東北通古斯族女真人建立的中華王朝。日本的清朝史研究將清朝 與元朝一同置於征服王朝、專制王朝的框架下加以考察。然而,清朝統治的不只是中國本 土、還包括了滿洲、蒙古、青海、新疆、西藏,形成了一個巨大帝國。近來,深受蒙古時 代史研究的影響,將清朝理解為承續蒙古帝國的研究趨勢較強。
歷來,清朝研究史研究以地方志、文集、以及檔案等官撰資料為主流。文化政策如推 行的《全唐詩》《佩文韻府》《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等大規模編纂事業,另一方面, 如大力推行《四庫全書》的編纂事業,事實上其目的在於審閱歷代圖書,箝制士人批判政 權,這其中存在著所謂的「華夷」觀。清朝的文化政策使得士人言論遭受箝制,士人投身 於實證的考證學,而帶來了考證學的興盛。從這點來看,對照現今日本對元朝文化政策毫 不批評地予以評價的研究趨勢,值得我們應該更加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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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 ... s/0226/20110226.pdf


圖現運河宦旅:明清時期的水路紀程圖
                 梅韻秋
           (清華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引言
1792 至 1793 年間,英國畫家額勒桑德(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以官 方繪圖員的身分隨著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使節團抵達清乾隆 朝治下的中國,來時循海路北上,由大沽口直薄京畿,回程則順著內陸水道南下, 一路窺視這個東方大帝國的心腹之地與富庶之區,並將沿途所見所聞一一形諸畫 稿。這批數以百計的寫生圖稿被攜回英國後,一方面成為額勒桑德連年參加皇家學 院(Royal Academy)展覽的水彩畫作底本,另一方面也是使節團成員相繼出版訪 華日誌或報告書時用來錦上添花的插圖,再加上出版商為了拓展銷路而翻製的各式 經濟版及歐陸譯本,使這些圖像流傳更加廣遠,遂成十九世紀歐洲人捕捉並建構中 國意象的重要視覺參考資料。1 除了鉤勒清代風俗及社會百業情態,這個由額勒桑 德帶回歐洲的中國意象還包含了大量內地的山川及城鄉風景,而這些風景圖大部分 所呈現的正是當時貫穿中國南北最主要的水上公路—京杭大運河的特殊人文地理風 貌。其中,格外令使節團嘖嘖稱奇的景觀包括了運河行經山東、江蘇交界處的微山 湖東側,兩水僅中隔一堤而水面則明顯一高一低(圖 1),接著是蘇北奇觀「清黃 交匯」,亦即黃河、淮河、運河三水交匯口(圖 2),最後是因應蘇杭丘陵區河道 高低不平而設計的「旱閘」,閘上特置兩座絞盤和一巨大的斜坡式石墩,以協助船 艘從高水位向低水位河段挪移(圖 3)。2 相隔半個世紀之後,由英國畫家 ThomasAllom (1804-1872) 依據前人舊稿以浪漫史詩般的筆調改畫而成的一套中國風俗勝 景圖冊中,「清黃交匯」(圖 4)及「旱閘」(圖 5)二景又再次入選,可見運河 奇景已成當時西方眼中極具代表性的中國名勝意象之一。3
京杭運河這條靠密集勞力及繁複工程維繫的奇異人工水道,不僅曾讓初來乍到 的外國訪客大開眼界,對老馬識途的中國本地人而言, 亦同樣無法等閒視之。它 在中國歷史文獻的記錄中可謂淵遠而流長,最早的河段開鑿於春秋吳國,古稱邗 溝,用以聯絡江、淮兩大水系,此後歷經各朝各代近一千八百年的增損興廢與裁彎 取直,至元朝至元三十年(1293)始全線開通,北起直隸通州(今北京市通州 區),南迄浙江杭州,總長逾一千七百公里,其對帝國政經及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 影響力實已不下於長江、黃河二大巨流。然而,與自古即頻頻入畫的長江、黃河等 天然大河相比,這條人工水道在中國視覺圖像的歷史上只能算是後起之秀,似乎一 直要到明代中葉才有描繪其全貌的圖像出現,其中又以運河專題地圖最為人知。據 地圖學家任金城的研究,目前可知最早的例子是刊印在明朝弘治九年(1496)管理 河道工部郎中王瓊所撰《漕河圖志》一書中的〈漕河之圖〉,稍後在嘉靖七年 (1528)謝純所撰《漕河通志》中,亦刊有一件大同小異的〈漕河全圖〉,而明代 著名輿地學家羅洪先於嘉靖三十四年(1555)編成的《廣輿圖》,也收有一幅〈漕 運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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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運河專題地圖之所以在十五世紀以後湧現,跟明初遷都北京之後京 畿供需及朝廷糧餉幾乎完全仰仗南方漕糧北運有關。5元朝奠都北京,雖亦孔需南 方米糧接濟,但運輸方式採海運及河運雙管齊下,所以一旦河運受阻,尚有海運可 通。明朝則廢止海運,河運若不暢,京師便立即有斷炊之虞,因此對京杭運道的維 護與整治更加無微不至。從當時專題輿圖多以「漕河」來稱呼京杭運河,便知這類 河圖的著眼點正在於運河所擔負之國家漕糧運輸重任。清代的漕運政策基本承襲明 代,亦不採行海運,而對京杭運河的倚賴更深,故相關河工及河道圖的繪製有增無 減。不過本文擬詳加探討的運河圖像,並不是這一類以治河通漕為目的的輿地圖或工程圖,而是一種屬於「水路紀程圖」類型的運河旅遊山水圖,性質較近似額勒桑
德訪華途中所繪製的河景寫真圖,其發跡的時間,正好就是在運河專題地圖接二連
三浮現的十六世紀。它們的出現雖然也跟運河交通在明代的昌盛息息相關,但訴說
的重點卻非運河的漕運機能,而是運河在當時肩負的另一項使命,亦即做為支撐帝
國驛遞系統的一條主軸幹線。
如同陸路驛道一般,京杭運河沿線亦有朝廷廣設之水驛,大約每隔三十至四十 五公里,便設置一站,除供遞送公文與使客、飛報軍情及轉運軍需外,也是官 員差旅的補給休息站。6由於當時河運遠比陸運便捷舒適,自明代中葉以還,不僅 官方人員對此一水上驛路趨之若鶩,即民間商賈士庶往返南北,或經商貿易,或進 京赴考,或休閒旅遊,亦莫不競以河運為便,有時商船私舫充塞於途,甚至非法挪 用驛站設備,反倒喧賓奪主,妨礙了官船的正常航運。7這種官民爭道和嚴重的 「塞船」現象,曾被晚明蘇州畫家袁尚統(1570 年生)以機趣橫生的風俗畫形式 具體而微地紀錄下來,如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曉關舟擠圖〉(圖 6)便是一 例。此圖以蘇州最繁忙的商業鬧區閶門外的運河場景為題,描寫一大清早一體積碩 大、招搖過市的官船正欲出城,不料卻與迎面蜂擁而來的眾多入城商販民舟狹路相 逢,兩造在閶門口僵持不下,推擠叫罵,亂成一團。然從這一片篙槳交錯的失序亂 象之中,亦可窺見運河交通在當年的空前盛況,以及它在全民旅遊運輸上的熱門程 度。而蓬勃的商旅與航業,也同時為運河沿岸造就了包括蘇州在內不少繁華一時的 內陸港埠市鎮和旅遊勝地。水路紀程圖於此時出現,其實正是此一河運榮景及「運 河名勝」成形的最佳見證。
廣義說來,水路紀程圖也可算是一種旅遊名勝圖,但它既不同於明代以前即已 建立的傳統名勝圖式樣,如「瀟湘八景」或「西湖十景」之類,也與明代中葉「壯 遊」風氣大開之後所盛行的「名山圖」大異其趣。8無論是強調詩情畫意、湖光山 色之美的瀟湘或西湖圖,還是描繪五嶽、匡廬、峨嵋、武當、天臺、雁蕩、白嶽、 黃山等山岳的名山圖,率皆以自然美景取勝,而水路紀程圖所畫則以人力營造的河 道及港埠景觀為主。在明代後期搜奇探秘之風當道之下,運河人工雖巧,畢竟難敵
鬼斧神工的天然奇觀,因此在取材上頗具劃時代意義的水路紀程圖,光彩終不免為
當時高聳林立、爭奇鬥艷的名山勝境圖所掩。入清以來,情勢卻大為改觀,運河地
理景觀的能見度與獨特性均更上層樓,力已足以與傳統名山大川分庭抗禮。此時它
不但是國家的漕道與驛道,還進一步成了皇帝東巡和南巡的主要御路。為了配合頻
繁的天子出巡盛典,除河道工程之外,朝野對運河沿線的名勝經營與文化建設也比
前代積極,從而使這條人工水路的影響範圍由原本的財賦經濟擴展到學術文化層
面。本文將以明代錢穀、張復合作繪製的〈水程圖冊〉為起點,下及清代道光年間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中的運河勝景圖,分析水路紀程圖此一特殊旅遊名勝圖式在
明清兩代的發展與演變,並藉此一探京杭運河在明清視覺藝術、帝國景觀開發及文
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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