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
注册时间：2021-3-11
在线时间：9 小时
|
发表于 2015-11-23 09:22:23
|
显示全部楼层
教會內部的矛盾,主要來自 Junius 與後繼牧師間的衝突。前述提及 Candidius與 Junius 翻譯不少原住民語言的教義,但以後者為多且作為傳教與教學的材料。 Junius 因長期病痛,思念母親,和向阿姆斯特丹中會報告臺灣的傳教成果而回國。 但 Junius 回到荷蘭之後,仍戀戀不忘在臺灣的子民,除了教導年輕人原住民語言, 以便派遣至臺灣傳教外,並且印刷一些原住民語言的教義問答。因此,荷蘭的教 會當局對他在臺灣的工作成果極為讚賞,但他對於其後繼者的工作狀況有很大的 批評,認為臺灣的傳教活動每況愈下,因此引起兩者間的衝突(翁佳音譯,2000)。
在臺灣的傳教士所提供的信件中,對於 Junius 的指責當然是一一反駁,並指 出其所獲得的讚譽並不恰當。其中指出 Junius 使用錯誤的傳教方式,包括教義問 答內容的錯誤、對於原住民的語言瞭解不透徹、宗教儀式不恰當(如要求原住民 向 Junius 本身致敬)等,導致原住民沒有達到應有的知識水準15(Campbell, 1967: 236-264)。
在一份 1648 年 11 月 3 日臺灣小會呈給阿姆斯特丹中會印度委員部的報告 中,提及(Campbell, 1967: 241-242):
其結果之一是,按照以往的慣例,這些人從內心裡來學習 Junius 的問答書; 但在學習時,他們的行為如同鵲鳥般的複誦告訴過他們的話。
我們希望的基礎在於福爾摩沙人民擁有最優越的記憶力,且讓我們感到相
當訝異的是,他們毫無困難且熟練的發音。他們本身也很願意地學習我們
的語言。
同樣是在運用記憶的能力,在學習 Junius 的教義問答書就如同鵲鳥般複誦, 學習荷蘭語則是展現優越的記憶力。由此可看出 Junius 係「本土化」的主張者, 而後繼的 Campbell 較屬意推動「荷蘭化」的策略,為了排斥 Junius 的傳教方式,並進行荷蘭語的福音傳播,同樣的記憶能力,在兩者之間的學習便有不同的評價。 其次,當對原住民語言不甚熟悉時,對於教義的翻譯勢必較不熱衷,使用荷蘭文 的教義文本,則不會發生翻譯時所產生的錯誤。
教材的爭議最後在Breen與J. Happartius兩位牧師,依據荷蘭的教義加以修 正後定案而落幕。為了避免發生翻譯上的錯誤,1657 年的下半年教會提出設立蕭 壠神學校的建議,選擇資質優秀原住民青年從事教職與宣教的工作;除此之外, 藉由這群人的協助,也可將荷蘭文教義內容翻譯成原住民的語言,因為在這個學 校的課程中,初期的一般原則是早上使用福爾摩沙語來教學,下午則是使用荷蘭 語。直到學生熟悉荷蘭語之前,這個學校的副校長在早上的課程中,將使用福爾 摩沙語來教導學生教義問答(Campbell, 1967: 308)16。只可惜此時已屆荷蘭人統 治臺灣的末期,遭逢鄭成功入臺,並沒有見到這所學校是否有任何的成果。
陸、結 語
「本土化」與「荷蘭化」的教會語言使用爭執,從史實的探討中並沒有見到 「荷蘭化」的全面施行,也就是在荷蘭人 37 年的殖民統治中,一種通行的殖民母 國語言並沒有在臺灣盛行17,留下的反而是西拉雅族人使用羅馬字母來拼寫自己 的語言,也就是所謂的「新港文書」。在原住民居住的生態環境裡,並不需要任何抽象的記事工具,即可維持穩定的生活;然而荷蘭傳教士所引進的羅馬字母,像
極了天上飛來的意外插曲,讓原住民得以將自己語言的聲音,藉由羅馬字母拼寫
於紙上,尤其是在面對漢人對土地的巧取豪奪。
賀安娟(1998:81)認為:
......可以斷言,識字能力的引進在國族認同的形成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然
而,並非引入字母就能造就識字能力,在和特定經濟與政治結構連結的情
形下,文字傳達的觀念才發生效用。如此,語言就形成了統治與反抗兩方
的軍火庫。
原住民使用羅馬字母是否成為一種「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可能需 要更多的證據。但羅馬字母卻有可能成為個人的一種認同象徵,如「土番」「身 多刺記,或臂、或背;好事者,竟至遍體皆文。其所刺,則紅毛字也」(高拱乾, 1993:187)。而能書紅毛字者,成為原住民村社中的「教冊」,如高拱乾(1993: 187)《臺灣府志》〈風土志〉中有載:「有能書紅毛字者,謂之『教冊』;凡出入 之數,皆經其手。削鵝毛管濡墨橫書,自左至右,非直行也。」在面對與漢人之 間的生存競爭之時,「教冊」所呈現的書寫功能,往往讓其成為部落裡的領導人物。
或許,「教冊」本身即在擔任羅馬拼音的傳承角色,但短短的三十餘年時間, 所獲致的只是基本的宗教教育,得到的只是初步的拼讀能力。假如留學荷蘭的提 議能被採納,原住民能進一步地接觸歐洲的人文教育,回到這個島嶼上播種,如 能結成知識的花朵,那整個臺灣的局面勢必展現另一種風貌,只可惜事與願違。 羅馬字母的學習止於拼寫語言的階段,高一層次的知識生產如果沒有達成的話, 其結果如同鸚鵡講話只是模仿而已。
在本土化的措施上,傳教士最先熟悉的語言是「新港語」;因此,很多聖經的 教義是翻譯成新港語,傳教士也編有新港語字典,造成新港語成為傳教的主要語 言。由於不熟悉南方部落的語言,直到 1650 年中期,這些地方仍使用新港語作為 傳教語言18。當鳳山八社的原住民風聞鄭成功的軍隊入臺,隨即高興地丟棄教會書籍以示歡迎(翁佳音,2003:124),這其中有部分的原因是來自這群原住民, 對使用不當的傳教方式所引起的反彈。雖然,W. R. Ginsel 認為 Junius 的「本土化」 模式,較適合當時臺灣的情境(翁佳音譯,2000:46),但來自「荷蘭化」的語言 政策與行政當局的阻礙,使得「本土化」不夠落實。就如同 Kuepers(1978:46) 所言,教會所使用的父權方式,以及缺乏將新的宗教本土化,導致為了理解與實 踐宗教教義,這些原住民必須變成荷蘭人。由於,改革宗傳教士只是基於講道的 宣教模式,當荷蘭的神職人員離開後,原住民無法運用禮拜的儀式,來表達他們 的信仰,也就是沒有培養出幾位真正的原住民傳教士,以延續改革宗的信仰。
語言的使用也可見到代表政權的東印度公司,與代表教權的改革宗教會間, 在傳教工作上爭取主導權。公司當然希望藉由基督教信仰來維持穩定的統治,然 而卻不希望傳教工作花費太多,腐蝕掉商業上的利益。賀安娟(1998:108)對於 語言使用的「本土化」與「荷蘭化」爭議,認為:
......在新教傳統裡,學校教育強調以本地母語來訓練讀寫能力,但荷蘭治
臺的後半期,卻企圖引進荷語當共通語。隨著殖民擴張,政教間的利害衝
突浮現檯面,往往以犧牲宣教事工為收場。宣教事工雖由東印度公司幫助
而順利發展,有時卻也受到它的阻礙。
而傳教士則憑藉一股熱情,致力於學習當地的語言,以便擴展傳教的範圍。
雖然,後期的傳教語言採取對年輕人與孩童教導荷蘭語,對年老者則維持原住民
語言的雙軌並進,在蕭壠神學校採取雙語教學的方式,讓原住民也由此而學習到
用羅馬字母拼寫自己的語言,並繼續這樣的拼寫方式。
回顧這段歷史,「本土化」與「荷蘭化」的作為,由於殖民統治時間過短,並 沒有見到豐碩的成果出現,唯有使用羅馬字母拼寫的新港文書,繼續流傳至清代嘉慶年間。然而,隨著漢化的日益加深,原住民學習到另一種新的書寫文字,羅 馬字母的拼寫史才正式落幕。缺乏一種可以與漢人呈現差異,甚至是對抗的文字, 是否也意味著在臺灣歷史上,從清領時期之後,即缺乏屬於原住民的觀點19。
|
|
楼主: 搬砖道人
